到一起。请先生赐我一张小照，此生足矣！”事后，梁启超赠给何小姐一张小照，而何小姐则将一把亲手编织的小扇，给他做纪念。

梁启超对这位助手印象极好，在美国的日子里，如果没有何小姐给他当翻译，他几乎寸步难行。当时，慈禧降旨，以十万两白银悬赏捉拿梁启超。美国的一家英文报纸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攻击梁启超。梁启超对这种攻击几乎是鞭长莫及，只好听之任之。几天后，他听说有家报纸上连续发表了几篇文章回击那家英文报纸的文章。这些文章以犀利尖锐的笔锋、深刻透彻的论辩将那家英文报纸批驳得哑口无言。不久，梁启超得知这些文章是何小姐撰写的，使他从心眼里产生了对何小姐的敬意。接着，他请何小姐帮助他学习英语，何小姐很愉快地当起了他的英文老师。他们间的接触越来越多，感情的距离也越来越近了。

不久，何蕙珍对才华横溢的梁启超暗生情愫，向他表白了爱慕之情：“今生今世，我之心唯有先生……”

“我家中已经有妻子了。”梁启超矛盾地拒绝了她。

初遭拒绝，何蕙珍不仅没有气馁，反而为梁启超的忠贞感到快慰。事后，为博取梁启超的好感，她动员父亲为康、梁保皇之事捐了一笔款，并托人设宴向梁启超交接捐款事宜。席间，梁启超又一次见到何蕙珍。这次，何蕙珍提出一个让梁启超心惊的要求：“我情愿下嫁梁先生做小。”晚上，回到寓所的梁启超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他知道，何蕙珍毕业于美国名牌大学，她做出这样的决定，其痴情实在令人感动。他们在事业上，确实可以相互扶持，可是，他和妻子李惠仙这些年来一直相濡以沫，感情深厚，怎能让妻子伤心？为此，他异常苦闷。从工作上考虑，他也很需要这样的助手。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1900年5月24日，梁启超给在日本的妻子李惠仙写了封信，表述了自己的心境。在信中，他介绍了何蕙珍的为人之后，写道：“余归寓后，愈益思念蕙珍，由敬重之心，生出爱恋之念来，几乎不能自持……不知惠仙闻此事将笑我乎，抑或恼我乎？”梁启超心想，妻子接信后，定会生出一些醋意来，大骂他一顿，这样，他发热的头脑也好冷静一下。

很快，妻子回信了。梁启超打开信后，愣住了，妻子给他寄来了《诗经》中的一首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竟然乐意成全他的婚事。李惠仙说：“我远在日本，不能照顾，先生身边若有个情投意合的何小姐照顾，岂不更好？”

梁启超在妻子的宽容面前惭愧万分，便将妻子的信转给何蕙珍。何蕙珍一看，欣喜地笑了，说道：“惠仙姐贤德，我就向她学习，我们就做先生身边的娥皇、女英吧。”

梁启超却提笔为何蕙珍写了一首诗：“一夫一妻世界会，我与浏阳实创之（浏阳指谭嗣同）。尊重公权割私爱，须将身做后人师。”聪慧的何蕙珍马上明白了梁启超的意思，她眼泪汪汪地拿着梁启超赠给她的一张自题诗词的小像，一步三回头地离开了梁启超。“蕙珍是一位多才多情的好女子，可惜……”梁启超叹了一口气，把何蕙珍亲手织的一把小扇寄给妻子，让其代为保管。他在给妻子的信中说：“我想得到蕙珍的帮助，驰骋世界，但理想与现实的条件，又万万不能……”

李惠仙读了梁启超的来信，表现得很大度，给他回信时表示这件事要请父亲大人做主。因为她料到公公是不会认可儿子娶个美国华侨做妾的。梁启超接到李惠仙的来信，急忙回信劝阻爱妻不要让父亲知道此事，并表示：对于何蕙珍的关系保证做到“发乎情，止乎理”，今后绝不再谈此事。当然，梁启超当时的处境也不允许他沉溺于儿女私情。他流亡在外，慈禧降旨通缉他，怎能让这位年仅20岁的小姐跟着自己受牵连呢！于是他婉辞谢绝了朋友的好意。

不过，这件事也触动了李惠仙，她考虑要设法牵住这头不安分的“小鹿”，于是在1903年，就将她的陪嫁侍女王桂荃给梁启超做了妾。

1924年9月，李惠仙因病逝世，梁启超身边少了一个理解、支持他的人，顿感悲痛万分。痴心不改的何蕙珍，听到李惠仙病逝的消息，急忙找到梁启超，一面劝慰其节哀，一面寻机重续前缘。没想到，梁启超以“年迈不想再婚”为由，第三次婉拒了她。何蕙珍心有不甘，多次上门，梁启超都避而不见，万般无奈的何蕙珍只好挥泪告别……

蔡元培：一代宗师开教育先河

蔡元培（1868.1.11—1940.3.5），字鹤卿，又字孑民，乳名阿培，浙江绍兴山阴县（今绍兴县）人。革命家、教育家、政治家。中华民国首任教育总长，1916年至1927年任北京大学校长，革新北大，开“学术”与“自由”之风；数度赴德国和法国留学、考察，研究哲学、文学、美学、心理学和文化史，为他致力于改革封建教育奠定思想理论基础。曾任教育总长、北京大学校长、人学院院长、中央研究院院长等职。他为发展中国新文化教育事业，建立中国资产阶级民主制度做出了重大贡献，堪称“学界泰斗，人世楷模”。

“北京大学的蔡元培时代”

1916年9月1日，蔡先生在法国收到北京教育总长来电，说“请我公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一席，务祈鉴允”。他立即在10月2日离开欧洲归国。

1916年12月26日蔡元培被正式任命为北京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