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终年无送亦无迎，有时直上孤峰顶，月下披云啸一声。”

冯友兰的执著顽强，那春蚕到死、蜡炬成灰、薪尽火传的精神，有着极飘逸、极空明的一面。他一方面是儒家“知其不可而为之”的担得起，一方面是佛、道、禅的“云在青天水在瓶”的看得破。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互补，中国知识分子才能在极严酷的环境中活下去。

多年以前，冯友兰为女儿宗璞写了一幅字，写的是龚定庵诗：“虽然大器晚年成，卓荦全凭弱冠争。多识前言蓄其德，莫抛心力贸才名。”后来冯友兰又做了一首诗，“七字堪为座右铭，莫抛心力贸才名。乐章奏到休止符，此时无声胜有声。”冯友兰深知任何事都要用心血做成，对后辈的谆谆教诲，不为一点轻易取得的浮名得意。

后来，冯友兰因视力不好，成了一个准盲人，整日枯坐，冥思苦想，但他做起学问来是十分执著的。

冯友兰在临终前，说了最后一句关于哲学的话：“中国哲学将来一定会大放光彩，要注意《周易》哲学。”

“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

冯友兰北大毕业后回到开封，第一件事是结婚成家，迈出了人生的第一步。

冯友兰的婚姻同这位哲学家的哲学创作一样，都带有近代启蒙的色彩。他的婚姻似乎打破了“父母之命，媒妁之言”的封建制度。

1915年，由上海中国公学的同学介绍，冯友兰认识了辛亥革命的前辈任芝铭先生的三姑娘任载坤，任芝铭先生最早在河南提倡妇女解放，并先后将包括任载坤在内的三个女儿送到当时女子的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接受现代教育。任女士当时正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比冯友兰年长一岁，够得上当时“新知识，旧道德”的标准。很快冯友兰便和任载坤订了婚。两人订婚时，有约定，等任载坤在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毕业以后才能结婚。当时北京女子师范学校设本科和专修科，关于婚姻问题，专修科没有什么限制，本科只收未婚学生，如果中途结婚，就要中途退学。当时在北京，北京大学是男子最高学府，北京女子师范学校是女子最高学府，两人各居最高学府，恰好两人都是1918年毕业。这样的结合，在全国也可以说独此一对佳偶绝配。

1918年夏，冯友兰与任载坤在开封结婚。冯友兰与任载坤婚后育有四子，长女冯钟琏，次女冯钟璞（作家宗璞，著有小说《野葫芦引》等），长子冯钟辽，次子冯钟越，多学有专成，显然是受家庭浓厚文化氛围的影响。随着子女的出生，任载坤即主司家务。回首家庭生活往事，冯友兰的女儿宗璞说：“这么多年，我觉得父母一直认为生命有更高更重要的东西存在，在父亲，就是他的哲学他的教育事情，在母亲，就是帮助父亲完成他的事业。”

杨长春的《一代宗师存风范——亲友漫忆冯友兰》文章中写到，冯友兰在家里是一个“甩手掌柜”，他能以全部的精力和时间用以著述，这得利于夫人任载坤的倾力支持。冯友兰的妹夫张岱年曾经感叹：“在家中谁也比不上冯先生的，冯友兰一辈子从来没有买过菜。”宗璞笑着补充：“说一辈子没有买过菜也不尽然，在昆明时，母亲身体不好，父亲也曾带我赶过集，不过父亲确实很少做饭，‘君子远庖厨’这句话放在他身上再合适不过。”

西南联大时期，由于通货膨胀，物价飞涨，教授的衣食都成了问题。于是，教授夫人们八仙过海，各显神通，想方设法赚点零花钱，维持生活。任载坤为了让冯友兰安心著书立说、传道授业，设油锅卖麻花补贴家用；而梅贻琦校长的夫人韩咏华卖“定胜糕”，寄予着抗战“一定胜利”的信念，此糕很受欢迎。

1946年西南联合大学要离开昆明的时候，据冯友兰的回忆，教授们大都把从北方带来的东西在街头拍卖，家属们坐在街头摆地摊，占了很大一块地方，持续了几个星期。

“文革”期间，冯友兰蹲牛棚，夫人任载坤天天站在远处眺望，盼他回来，那个地方被冯友兰命名为“望夫石”。任载坤还定期到黑帮大院给丈夫理发。夫妻同甘苦、共患难，度过了这段非常时期。

1977年10月3日，任载坤撒手西归，冯友兰作挽联送别妻子：在昔相追随，同患难，共安乐，期颐望齐眉，黄泉碧落汝先去；从今无牵挂，断名缰，破利锁，俯仰俱不愧，海阔天空我自飞。

“期颐”，称百岁之人。“齐眉”，比喻夫妻相敬相爱终生。“碧落”，谓天空。上联写夫妻情深意厚，相敬如宾，至老不渝，令人敬羡。下联写作者老来失伴而不灰心，却雄心倍增，更令人崇敬。全联语言流畅、自然，可谓佳构。

潘光旦：寂寞鸿儒，强国优种

潘光旦（1899.8.13—1967.6.10），江苏宝山人（今属上海市）。原名光亶（后以亶字笔画多，取其下半改为光旦），又名保同，号仲昂，社会学家，优生学家，民族学家。1927年参与筹设新月书店。著作有《优生学》、《人文生物学论丛》、《中国之家庭问题》等，另有译著《性心理学》等。

“增益民族品性中刚劲的成分”

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开了一门课《中国历史研究法》，学期末，潘光旦向老师交了一篇读书报告，梁启超看后，写了这样一段批语：“以你这样的才华，你研究什么就会有什么成就。”

这篇报告就是22岁的潘光旦写的《冯小青考》，今天这已是中国现代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