源又四处奔走，在亲友处借贷到5000元钱，送到绑匪手里。大约他们知道确实榨不出更多的“油水”，第六天（10月23日）晚上，就用汽车把张元济送了回来。1万元赎票，张元济终于脱险，结束了这六昼夜的“奇遇”。

张元济对被绑事处之泰然，精神上没有受到太大的影响。脱险之后，立即投入《百衲本二十四史》的校勘工作。回家十天之后，即与瞿启甲商谈借印铁琴铜剑楼藏书，并亲自起草了合同的文稿，为日后商务出版《四部丛刊·续编》做好了准备。

11月14日张元济致丁文江信的底稿中，有这样短短几句话，说出了他对绑票这一社会现象的见解：“若辈……如有生路，谁肯为此？呜呼！谁实为之而令其至于此哉！人言此是绿林客，我当饥民一例看，未知我兄闻之又作何感慨也。”

1937年许宝骅表弟在（南）京杭（州）公路上被绑，脱险后张元济去杭州慰问。张元济为此写了《谈绑票有感》，发表在《东方杂志》上。这篇文章进一步阐明了他上述观点。文章最后说：“国家管着教育，为什么使他们得不到一些知能？国家管着工商、路矿、农林，为什么使他们找不到一些职业？蝼蚁尚且贪生，狗急自然跳墙。人们饥寒到要死，铤而走险，法律固不可恕，其情却也可怜。我们中国是个穷国，人口又多，出产又少……政府几次明令提倡节俭，我还盼望在位诸公常常牢记这两个字，最好以身作则。不但私人的享用，就是国家的大政也要估计估计自己的力量，分个缓急，定个先后，不要拿国民有限的汗血来作无限的挥霍，或者可以多留下几个钱给这些乡下的穷民，多吃一两顿米饭，买些盐来蒸些菜，这也就是无量的功德了。”

李济：甲骨文的发现者

李济（1896.6.2—1979.8.1），人类学家、中国现代考古学家、中国考古学之父。字受之，后改济之。湖北钟祥郢中人。1911年考入留美预科学校清华学堂，1918年官费留美，入马萨诸塞州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并于次年改读人口学专业，1920年获得社会学硕士学位后，转入美国哈佛大学，读人类学专业，获哲学博士学位。1922年，李济哈佛大学毕业，返回祖国，受聘于南开大学，任人类学和社会学教授。

从清华到哈佛

李济的早期教育归功于其父李权。李权是位学问不错的教书先生，在全县有一个最大的学馆。父亲认为，小孩子刚读书时候，要先让他学最难的，然后再学容易的，这样进步会比较大。所以李济并不像别的孩子那样从“人之初、性本善”开始，而是从“盘古首出，天地初分”学起。但因为李权是全县闻名的大秀才，没有人敢指责他违背传统的教育习惯。

1907年，清朝举行最后一次科举考试，被当地人称为“李优贡”的李权也被送到北京参加会考，得到一个七品小京官的职衔，分在内务府。李权把家人接到北京，李济就在11岁那年跟全家来到北京。

1911年，用庚子赔款开办的留美预备学校——清华学堂开始招生，投考者有1000多人。当时还叫“李顺井”的李济糊里糊涂应了考，被录取进了“备取榜”，排名倒数第三。如果考生没取足，就从“备取榜”里接着选，于是李济幸运地成了北京录取的120名新生的一员。七年半学习结束后，他们同一批进入的学生，经过陆续考试淘汰最终只剩下57人。

1918年8月，22岁的李济自上海乘“南京号”远洋轮赴美留学。李济在清华读书时，美国有一位沃尔科特博士曾为他们教授过心理学和伦理学，并第一次在中国学生中作了智商测验（李济被测定为128）。李济受他影响，对心理学产生了极大兴趣，所以最初在马萨诸塞省的克拉克大学攻读心理学。

克拉克大学的老校长霍尔教授提倡学生到图书馆自由阅读，他认为只有这样，学生才能发现自己真正的兴趣所在，学校的图书馆及书库全部对学生开放阅读。那时候人类学在美国才刚刚兴起，克拉克大学图书馆里有一些著名人类学大师的著作，李济一下子入了迷，之后又在老校长霍尔教授鼓励下，改学人类学。

听说李济转学人类学后，他的好朋友徐志摩非常赞成，他认为李济是适合做学问的人。徐志摩与李济同船去美，他是自费留学生。在克拉克大学的第一学年同住一个公寓，关系很好。徐志摩读的是历史系，在第二年就从克拉克大学转到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银行学。1920年暑假后，徐志摩远渡大西洋去了伦敦，而李济则进入哈佛大学研究院深造，从此开始各自人生道路。后人在整理李济文件时，找到了李济保存的徐志摩去纽约后写给他的9封信，信里就生活、学习等谈得很广泛。徐志摩对李济当年也有这样的评价：“刚毅木讷，强力努行，凡学者所需之品德，兄皆有之。”

1923年6月，李济获得哈佛大学人类学博士学位，李济的论文得到的评语是“极佳”，后来在哈佛大学正式出版，一位历史学家说，“自后中外学人凡论及中国民族及人种问题的，大都征引其书。”

1922年，著名哲学大师罗素出版了他的名著《中国问题》，文中提到了李济的论文让他“得到了某些颇有启发的见解”，并大段引用了李济论文。像罗素这样的名人，在自己的书中如此大量引用并赞赏一个尚名不见经传的年轻人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