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的，这有点像是如果有人问你现在是什么时候，早上、中午还是晚上，你不需要思考就能回答，也不需要精确的知识或是日晷、水钟、经线仪、手表、时钟这类仪器。但如果你与人有约要去赶火车，而需要在特定时间、出现在特定地点，那么你就得思考，设计一套复杂的机制来达到准确性。

“我想，面对人生的态度也是如此；你感到快乐，你被激怒，你喜欢某人或某物，你不喜欢某人或某物，你感到难过。休，像你和我这种人（罗伯特就不属于这类型），会揣测自己的感觉，会分析自己的感觉、思考自己的感觉。我们检视整件事，然后给自己一个理由。‘因为这样那样，所以我很快乐；因为这样那样，所以我喜欢这个那个；我今天很难过，因为这样那样。’只不过，往往我们所归结的理由都是错的，我们任性地欺骗自己。但是伊莎贝拉，我觉得啦，她不会揣测，不会问自己为什么，从来不会。因为，老实说，她对此不感兴趣。如果你要她思考，告诉你为什么她对某些事物有她的感受，我想她可以非常准确地想清楚，然后给你正确答案。不过她像被供在壁炉上那种性能好又昂贵的钟，从未上过发条，因为在她的生活中，知道确切的时间根本不重要。

“可是在圣尼尼安的时候，她被要求要使用她的智力，她确实也发挥了这项能力，但并不是……我应该说，她的智力并不是特别在思索方面，她偏好数学、语言和天文学这类不需要想象力的科目。我们所有人都需要想象力和思索来提供逃脱的管道，一种抽离、跳脱我们自己的方式。伊莎贝拉不需要脱离自己，她可以和自己相处，与自己达到和谐一致。她不需要更复杂的生活方式。

“也许中世纪的所有人都像她那样，甚至到了伊丽莎白时期还是如此。我在一本书里看过一句话：所谓‘伟大的人’在那时候只有一个意义——一个拥有庞大资产的人，一个有钱有势的人，就那么简单。完全没有我们后来加诸的精神及道德层面上的意义，这个词和人格没有任何关系。”

“你的意思是说，”我说，“这些人面对人生的态度是具体而直接的，他们没想那么多？”

“对，哈姆雷特和他思索的那些东西、他的‘生存还是死亡’[2]，和那个时代格格不入，以至于从那时开始，有很长一段时间，评论家谴责《哈姆雷特》这出戏，因为它在情节上有致命的弱点。‘没有任何理由，’其中一人说，‘让哈姆雷特不在第一幕就杀了国王。唯一的理由就是：如果他那时杀了国王，后面就没戏唱了！’对他们来说，有一出关于人格的戏是很不可置信的。

“但如今我们全都成了哈姆雷特和麦克白[3]了。我们老是在问自己……”她的声音突然显得十分疲惫，“‘生存还是死亡？’不管是活着好还是死了好，我们就像哈姆雷特分析（并嫉妒！）福廷布拉斯[4]一样，分析成功的人。

“现在福廷布拉斯变成易于理解的角色了。他勇往直前、充满自信，从来不问自己问题。现在还有多少人像他这样？我想不多了。”

“你觉得伊莎贝拉是女生版的福廷布拉斯？”我问，面带微笑。

特雷莎也露出微笑。

“没有那么好战，不过同样目标直接、单纯率直。她一定不会问自己：‘我为什么是我这个样子？我真正的感觉是什么？’她知道自己的感觉，她就是她。”特雷莎轻柔地加了一句，“而且只要是她必须做的事，她都会去做。”

“你是说她相信宿命？”

“不。但我不认为她有过任何选择。她从来不会看到事情有两种选项的可能，只会有一种；她也绝不会想到要回头，总是继续向前走。对伊莎贝拉来说，没有回头这种事……”

“我想知道，我们之中是否有任何人可以回头！”我愤愤地说。

特雷莎冷静地说：“也许没有。可是我想，通常都有漏洞。”

“特雷莎，你说的到底是什么意思？”

“我想，人通常会有个逃脱的机会……通常是在事后才发现……等你回顾从前的时候……但总是有的……”

我沉默了一下，抽着烟，陷入沉思……

特雷莎话一说完，我脑海里的记忆突然变得鲜明。我刚到卡罗·斯特兰奇韦家的鸡尾酒派对时，站在门口迟疑了片刻，双眼还在适应里面昏暗的灯光和烟雾，接着看到珍妮弗在房间的另一侧。她没看见我，她正在和某个人说话，活泼好动，神色如常。

我意识到两股强烈而冲突的感觉。首先是胜利的喜悦。我知道我们一定会再见，而现在我直觉的认知得到证明。在火车里的那次会面不是一个独立的事件，我一直知道那不是意外，而现在事实证明了我想得没错。然而，我在兴奋和胜利的喜悦之外，突然想要转头离开那个派对……我想要让那次火车上的会面变成一个独立事件，一件我永远不会忘记的事。这就好像有人对我说：“那就是你们可以给彼此最好的东西了——短暂的完美。见好就收吧。”

如果特雷莎说得没错，那就是我“逃脱的机会”。

嗯，我没有把握那个机会回头，我让事情继续发展，珍妮弗也是。而所有其他事情也就接连发生了。我们相信我们彼此相爱、哈罗路的那辆卡车、我的躺椅，还有浦诺斯楼……

我的思绪回到本来想谈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