尽管天气很热还是披上斗篷，脱掉睡帽，戴上他在翁达告别时用的大檐帽。

拉康塞普西翁教堂正在举行隆重的葬礼。民政和教会当局、教会团体和神学院的头面人物正衣冠楚楚地在参加棺前弥撒，听到钟声齐鸣以为是失火，顿时一片惊慌。激动万分的警官冲进教堂，在市长耳边悄悄说了几句话，然后高声向大家宣布：

“总统到了港口！”

许多人还不知道他已经不是总统了。星期一有信使路过，在沿河城镇散播了翁达的传闻，但什么都没有说清楚。似是而非的消息使得临时组织的欢迎场面更加热烈，甚至丧家发现大部分吊丧的客人都离开教堂去码头了。葬礼进行了一半，只有一小批至亲好友在爆竹和钟声中护送灵柩到墓地。

五月雨水不多，河水流量很小，到港口码头需要爬上一道满是乱石的河谷。有人想背将军，他不高兴地拒绝了，自己扶着伊巴拉上尉的胳臂，一步一滑艰难地往上爬，终于不损尊严地到了上面。

他在港口和当局人士一一握手寒暄，从他的身体情况和手的小巧来看，手劲之大令人难以置信。上次见过他来蒙博克斯城的人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记忆。他的模样衰老得像他的父亲，但他剩下的一点活力还足以拒绝别人的帮助。他不坐人们为他准备的担架，坚持要自己步行到拉康塞普西翁教堂，最后还是不得不骑上市长怕他支持不住事先备好鞍的骡子。

何塞·帕拉西奥斯在港口见到不少出天花、脸上痘疮涂了龙胆紫的人。天花是马格达莱纳河下游反复流行的地方病，它在爱国军中引起的恐惧超过了西班牙人，因为在马格达莱纳河的战役中，天花在解放军部队中造成很高的死亡率。鉴于天花的危害，将军曾请一位路过的法国自然学家用牲畜痘疮的浆液接种在人身上替当地居民免疫。但这种方法引起的死亡人数也很多，最后谁都不信这种寄托在牛身上的医疗办法，许多母亲宁肯孩子冒染上天花的危险，也不肯让孩子冒接种的危险。可是将军接到的官方汇报使他相信天花的灾祸已被战胜。因此，当何塞·帕拉西奥斯告诉他群众中有许多脸上出痘抹药的人时，他的反应厌烦多于惊奇。

“只要下级为了讨好，继续向我们撒谎，这种情况就永远改不了。”他说。

他在港口欢迎他的人面前丝毫没有流露心中的不快。他简单地介绍了他辞职的经过和圣菲的混乱状态，要求大家一致支持新政府。“没有其他选择，”他说，“不是团结就是无政府状态。”他说他此去不准备回来了，一方面是身体不好，大家也看得出来，有多种严重疾病，需要休养；更重要的是别人的不幸给他造成了痛苦，他需要平静。但他没有说什么时候走，也没有说要去什么地方，只是有意无意地重申他还没有拿到政府发的出国护照。他感谢蒙博克斯人二十年来给他的荣誉，请求他们除了市民的称号之外不要再给他什么头衔了。

群众涌进拉康塞普西翁教堂，参加临时决定的感恩仪式，教堂里还挂着葬礼的绉绸，空气中还有葬礼的花香和熄灭的蜡烛芯味。坐在侍从席的何塞·帕拉西奥斯注意到坐在贵宾席的将军很不舒服。市长是个不露感情的混血儿，长着狮鬃一般漂亮的头发，坐在将军旁边倒很自在。班胡梅亚的遗孀费尔南达，她的美貌曾风靡马德里宫廷，把自己的檀香木扇借给将军，让他抵挡仪式的闷热。将军无奈地扇着，只从香气中得到一些慰藉，最后热得透不过气来。他在市长耳边说：

“老实说我不该受这份罪。”

“人民的敬爱是要付出代价的，阁下。”市长说。

“不幸的是，这不是敬爱，而是凑热闹。”他说。

感恩仪式结束后，他向班胡梅亚的遗孀鞠躬告别，把扇子还给了她。她想再交到他手中。

“请您赏光留着吧，作为对一个十分敬爱您的人的回忆。”她说。

“可悲的是我用以回忆的日子所剩不多了。”将军说。

神甫坚持要打着圣周用的华盖挡太阳，从拉康塞普西翁教堂送他到圣彼得使徒修道院。修道院是一幢两层楼的建筑，回廊外面种着蕨类植物和麝香石竹，后面有一个阳光充足的果园。这几个月由于河那面吹来的风有害健康，即使晚上也不能睡在连拱回廊里，但是大厅旁边的房间有厚实的灰石墙，里面像秋天一样阴凉。

何塞·帕拉西奥斯先去把一切准备就绪。卧室的墙壁粗糙，最近刷过石灰，只有一扇带绿色百叶帘的窗户朝着果园，光线暗淡。何塞·帕拉西奥斯挪动床的位置，让床脚对着窗，将军便可以望到树丛中黄色的番石榴，闻到香味。

将军扶着费尔南多和拉康塞普西翁教堂的神甫来到修道院，神甫也是修道院院长。将军一进门就背靠着墙，对窗台上葫芦瓢里盛放的番石榴弥漫整个卧室的香气感到意外。他闭上眼睛，靠着墙，吸着使他心碎的旧时熟悉的气味，直到透不过气。然后他仔细查看屋子里的每一件东西，仿佛从中都能得到启示。除了带幔帐的床之外，还有一个桃花心木的柜子，一个大理石面的桃花心木床头柜和一把红丝绒面的扶手椅。窗旁边的墙上有一口八角形的挂钟，钟面是罗马数字，指针停在一点零七分。

“到头来，还是有些东西保持了原样！”将军说。

神甫感到吃惊。

“对不起，阁下，”他说，“据我所知，您以前没有来过这里。”

何塞·帕拉西奥斯也感到吃惊，因为他从没有见过这幢房子，但是将军继续回忆，提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