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顿时改观：演出获得了完满的成功。

关于莫里哀表演悲剧失败的原因，在这里仍然成为一个重要的问题。问题是：布高尼府剧团演悲剧演得好呢，还是莫里哀悲剧演得一团糟呢？两者都不是。首先，莫里哀表演悲剧的风格，与传统的演出完全不同。布高尼府剧团，和所有的剧团一样，有优秀的演员，如德泽耶夫人和弗洛里多尔先生，也有平庸的演员和蹩脚的演员。他们大多数都是贝尔洛斯流派的代表，这一流派曾受到外祖父克莱塞的喝彩。关于这一流派，有一个很有鉴赏力的巴黎人，作了这样的评价：

“活见鬼！当他演戏的时候，看来，他嘴里说的话，他连一句也没有弄懂！”

当然，这个评语未免有点过分。但总得承认，贝尔洛斯是没有舞台生活经验的一个滥竽充数的演员。

肥胖的、过分贪婪的扎哈里亚·蒙弗廖里在巴黎享有赫赫盛名，然而有一个伊壁鸠鲁主义者西兰诺·德·贝尔热拉克却这样说他：

“蒙弗廖里自以为，他之所以是一个大伟人，乃是因为一天之内不可能有好多棍棒揍他”。

总之，蒙弗廖里引起了那个内行的深谙舞台艺术的贝尔热拉克极大的憎恨，以至有一天喝醉了酒的贝尔热拉克竟然在剧场里胡闹起来：破口大骂蒙弗廖里，并把他赶下舞台。这说明什么？首先说明：贝尔热拉克先生，作为一个剧作家和伽桑狄的学生，他的这种行为是可耻的。虽然那个时代可以轻易地侮辱一个演员，但是这种行为毕竟没有什么高尚可言。这还说明：那冗长乏味的、古老的、带有笑腔的朗诵式表演风格，对于一个极其内行的革新者来说，简直是难以忍受的。布高尼府剧团的演员演戏都是这种风格——有些人演得还好，有些人演得很糟。

早在“光耀剧团”时代，莫里哀刚刚迈上舞台不久，就有心创造出一个自然的、在舞台上能完全正确表达剧本内在精神的流派。莫里哀从一开始就用这种风格进行工作，并用这种风格培养自己的喜剧演员。

问题在哪里呢？似乎，莫里哀理应取得胜利，他的演剧体系理应打动观众的心灵。遗憾的是，并非如此。问题在于，莫里哀将他的演剧体系首先应用于悲剧方面，而他却没有表演悲剧的天赋：他既没有演悲剧的气质，也没有相应的嗓音。所以，尽管他很懂得应当如何来演悲剧，但他演得并不出色。至于他的同事，其中很多人虽然具有演悲剧的好条件，但莫里哀的体系本身过于幼稚，它还不能一下子征服观众。

当然，布高尼府剧团的演员们，因为训练有素，他们在伪古典主义独白的尾声中，声腔豁亮激越（蒙弗廖里这方面的技艺特别高超），所以他们在巴黎演出非常成功。当时的巴黎人喜欢在舞台上看到威风凛凛的披甲英雄，看到声若洪钟的好汉，而不愿意看和日常生活中巴黎人一样的那些质朴无华的人物。这就是莫里哀剧团上演悲剧失败的原因所在。

他们在小波旁剧院继续演出《冒失鬼》之后，又上演了《情怨》一剧，也非常成功。菲利别尔·杜克鲁阿西进入这个剧团之后，担任可笑的学者麦塔弗拉斯特这一角色，他演得很出色，对此剧演出成功起了很大的促进作用。

在《情怨》上演之后，意大利剧团深感同莫里哀这个法国人同台演出的危险性。首都的观众，原来习惯于在意大利剧团演出的日子里，上波旁看戏，现在却成群结队地去看莫里哀的戏。金币源源流入了过去的流浪艺人，现今奥尔良亲王的有固定剧场的演员们的钱柜。演员们的份额收入增加了，莫里哀的名声轰动了巴黎。

然而，人们最早议论些什么呢？最初纷纷议论的，是说莫里哀恬不知耻地借用意大利剧作家的作品，进行模仿。久而久之，指摘莫里哀剽窃的说法那样流行，以至于即令说不出哪里是他抄袭人家的，却还振振有词地说，他“看来”不免有抄袭之嫌。如果再找不出直接的根据，就说，他“可能”抄自某处或某处……最后，人们给莫里哀编了一句响亮而轻率无礼的口号：“我在哪里找到了财宝，我就据为己有！”尽管莫里哀从来没有说过这种话。他说的话完全是另一码事：“我归还我的财宝”——他用这句话暗示，他在作品中有借鉴别人的地方。

由于莫里哀不仅对古代的，而且对意大利和西班牙的戏剧十分熟悉，他确实经常借用前人的题材，移植过来写成自己的剧中人物，有时甚至一场一场地全部借用。对这种奇特的作风应不应当给予指摘？我不知道。但是，我可以说，根据大家共同的意见，莫里哀所借鉴的东西经过加工之后，实质上，高出原作甚多，难以估量。特别是在演出《情怨》之后，评论家指出：这个剧的基本内容是莫里哀采自意大利剧作家尼可罗·谢基的喜剧《雅兴》，该剧写作时间早于莫里哀的剧本达七十五年之久。此外，莫里哀也可能借鉴了另一个意大利剧本《爱情的蹉跎》。另外，莫里哀还可能采用了古典作家贺拉斯的一篇作品的思想内容。最后，他还可能借鉴了著名西班牙剧作家洛佩·费利克萨·德·维加·卡尔皮奥的《园丁之犬》的某些地方。这个卡尔皮奥死的时候，莫里哀正在父亲的店里当小伙计呢。模仿德·维加的作品是不难的，因为他写了约一千八百个剧本，无怪乎人们称之为西班牙的凤凰或大自然的魔鬼。

总而言之，可见我的主人公读了很多的书，包括西班牙文的作品。

这样一来，根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