敢胡行乱走。

看见海莲娜和安娜两个人在一起，而且同时跟她们闲谈着，这在我是觉得奇怪的。海莲娜·克尔慈的态度很神秘，我同她只能说些浮泛的话，可是我必须用最温雅的语调说话；我跟安娜却能毫不顾忌、毫不紧张地谈论些最有趣味的事。我跟安娜谈天，谈得很舒适而自然，可是我的眼睛总是不时偷偷地从她身上离开，偷看另一位更美貌的姑娘，这位姑娘的面貌使我快乐，但永远不能叫我满足。

我的弟弟佛理慈觉得无聊，他吃够了点心之后，便提议几样粗野的游戏，这几样游戏不是人家不赞成，便是玩不久就停止了。有一次他把我拉到旁边去，向我诉说这个下午过得无聊。当我把肩膀耸一耸时，他告诉我一件事，使我吃了一惊：他说他的口袋里有个大花炮，他打算在姑娘们例行的告别时把它放了。我用极恳切的请求，才打消了他的计划。于是他跑到大花园的偏僻角落去，躺在醋栗树丛下面。当我同别人讥笑他那小孩子脾气的愤懑态度时，我觉得很对不起他，虽然他使我难过，而我对他仍然是很了解的。

两位堂姐妹是容易应付的。她们没有娇生惯养的脾气，甚至对于那些早已过时的笑话，她们还觉得津津有味。叔父喝了咖啡之后就走开了，贝尔达婶母最喜欢同绿蒂谈话；我和她谈了蜜渍浆果制造法之后，她就不找我谈话了。因此，我便和这两位姑娘坐在一块儿，在谈话停顿当中，我寻思着：为什么人们跟心爱的姑娘谈话，比对另一个姑娘谈话要更困难得多呢？我极愿意向海莲娜表示殷勤，可是我想不出怎样去表示。我只好从好多玫瑰花当中摘了两朵，一朵送给海莲娜，另一朵送给安娜。

这是我假期内完全没有烦恼的最后一天。就在这第二天，我听到城里一个泛泛之交的朋友说，最近克尔慈姑娘同某某家来往得很勤，不久就要订婚了。他说这件事是夹杂在其他新闻当中说出来的，我留心着使他不能在我态度上看出什么破绽。不过，即使这话只是一个谣言，但原来我对海莲娜也不敢存有很大希望，现在我更确信我不能得到她了。我心烦意乱地回来，奔进房里去。

因为环境的关系，悲哀在我的快乐青春里是不会长久的，不过我在许多日子当中却失去了乐趣。我在森林里僻静的路径上散步，长时间忧郁而无思想地在家里各处绕圈子，晚间关起窗户，拉着提琴来发泄我的幻想。

“你有病吗，孩子？”爸爸对我说，把手放在我的肩膀上。

“我患失眠症。”我回答说。我并没有说谎，我也说不出其他话来。不过他对我说了几句话，这些话我以后时常还能想起来。

“晚上睡不着，”他说，“这真叫人讨厌。可是如果一个人有事可想，那么失眠也还可以忍受。躺着睡不着时，容易使人厌烦，而且容易想起一些烦恼的事情。不过这时可以运用自己的意志，可以想一些好的念头。”

“可以做得到吗？”我反问着。因为我近年来对于自由意志是否存在，已经有点儿怀疑。

“是的，自然可以做得到。”父亲加重语气地说。

经过了好几天沉默和悲哀的日子之后，我又开始把自己忘记了，把烦恼忘记了，我又快乐地和别人一起生活着。我还记得开始快活的那一刻：我们一块儿坐在起居室中喝下午的咖啡，只有佛理慈没在那儿。别人都是快活的，滔滔不绝地说话，而我紧闭着口，什么话也不说，虽然在我内心里我已趋向于需要谈话和交际。我和其他的青年一样，也用一面沉默的围墙和拒人的骄矜，把我的痛苦掩藏起来。我们家里的习惯好，别人不来扰乱我，也尊重我鲜明的消沉态度，而我又不能决定把我的围墙拆除下来，只好装着那态度，这是必要的和纯真的；我的自制只能支持很短的时间，我自己也觉得讨厌而可羞。我们正在沉静地喝咖啡时，突然传来一阵呜呜的喇叭声，一种雄壮的、急远的、挑战似的音调，一刹那间便使我们都由椅子上站了起来。

“起火了！”我妹妹吃惊地嚷起来。

“火警？好怪异的信号。”

“也许是军队宿营来了。”

这时候我们大家慌张地跑到窗户那边去。我们房子前边的街道上有一群小孩子，孩子当中有一个穿着红衣服的吹角的大人，骑在一匹雄伟的白马上，他的号角和衣服在阳光底下闪闪发光。这个怪人吹号角时，把眼睛朝上，对着各窗户瞧着，使人注意到他的棕色脸孔和匈牙利式的大胡子。他热烈地继续吹着号角，直到每个窗户都挤满了看热闹的人。于是他放下乐器，摸弄着他的胡子，把左手抵住腰部，右手控着那匹不安定的马的缰绳，作了一篇演说。他说他的世界驰名的马戏班，旅行经过此地，仅仅在这小城里停留一天，今晚要在草场上表演“马戏、空中走绳和哑剧”；成人票价20分尼，小孩半价。说完后，他又吹起闪光的号角，骑马走了，一群小孩和一阵浓密的白色灰尘随着扬起。

这个骑马的艺人和他的演说在我们当中所引起的笑声和兴奋，带给我机会；我利用这一刹那，丢弃了我忧郁的沉默，在这些快乐的人们当中也做个快乐的人。我马上邀请这两位姑娘去看晚上的表演，父亲首先不允许，以后就赞成了。我们为要看看剧场的外面，3个人慢慢地走到那个草场去。看见两个人正在布置一个圆形战场，用一根绳子圈围起来，接着他们盖起一个高台，这时候旁边一辆绿色车子的悬梯上面，坐着一个可怕的肥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