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官场上数番起落，最终还是倒在了权臣温体仁、周廷儒的联手攻击之下，落了个革职查办的下场。

所以，这个时候，他只是个在籍礼部侍郎，即官籍保留的“在野党”人士。

叶向高、高攀龙、杨涟、左光斗、黄道周、文震孟等东林元老相继离去后，钱谦益俨然成了“文冠东南”的东林党魁、清流领袖。

许许多多不满温体仁专权的士大夫都投到了钱谦益的门下。

一时间，钱谦益的声名如日中天。

现在，大家都议立新君，钱谦益就危言耸听地对姜曰广、张慎言、吕大器、高弘图等东林党要人说：“潞王，是穆宗（隆庆帝朱载垕）的孙子，神宗（万历帝朱翊钧）的侄子，血缘关系很近，贤良聪明，可拥立登帝。当年，福恭王（指福王朱由崧的父亲朱常洵）觊觎帝位，几乎酿成大祸，如果他的儿子（指朱由崧）登上帝位，他势必为‘三案’翻案，将我们东林党人视为俎上肉。”

听了钱谦益的话，大家的心头都蒙上了一层阴影。

为了避免出现福王对东林党“反攻倒算”的隐患，他们一致主张立与福王朱由崧同在淮安避难的潞王朱常汸，对外开出的理由是潞王朱常汸“贤明”，而福王“不孝”。

其实，潞王朱常汸是不是真的“贤明”，福王是不是真的“不孝”，这些人是根本无从知晓的，他们这会儿一个劲地瞎嚷嚷，无非是从自己的政治需要出发罢了。

而退一步说，就算他们真的了解二王的为人，那么，他们判定“贤明”和“不孝”的标准又是什么呢？

明朝制度，特别是宣德之后，藩王既不统兵又不治民，所谓的“贤”，不过是生活低调，不殃民，不扰民，仅此而已。

钱谦益等人节外生枝，另立潞王，非惹出大乱子不可。

想当年，万历喜朱常洵而恶朱常洛，又何尝不想以朱常洵的“贤明”来代替朱常洛的“不孝”，进而破坏“伦序”和“祖制”？而当时，东林党人就是用“伦序”和“祖制”为依据来战胜了万历。

现在，你钱谦益又一反争国本的逻辑来否定福王朱由崧继位的合法性，其所引起的灾难是不难预料的。

吏科给事中章正宸就说：“光庙（指光宗朱常洛）居住在东宫为太子时，大家都以光宗为国本；现在光宗与熹、毅二宗（指熹宗朱由校和毅宗朱由检）已经绝嗣，就必须以福藩为国本。如果说潞藩可以代替福藩，就犹如当年福藩可以代替光宗一样，国本岂不乱套了？”

并且，潞王朱常汸只是万历皇帝的侄子，血缘上比福王朱由崧远多了，其继承法理甚至还比不上惠王朱常润和桂王朱常瀛！钱谦益等人非要硬插这一杠子，真正是唯恐天下不乱！

扬州进士郑元勋预言：“若立潞藩，则大祸从此而始！神宗（指万历帝）当国的四十八年德泽久系人心，我等怎么可以舍弃他的孙子而另立他的侄子？一旦应该拥立的不予拥立，则天下宗室都有可能被拥立为君。那时，各路藩镇都拥立一个天子来号令诸侯，又有谁能制止？再者说了，潞王若真的登位了，则我等应该怎么安排福王？杀死他，还是幽禁他？天下各路军马从此将纷争不休了。”

的确，单就明万历二十三年（公元1595年）见载于玉牒的宗室人口，就达到十五万七千余人。到了崇祯十七年，保守估算，宗室人口至少已经超过二十万人。如果个个都可有资格登帝位，那天下岂不乱了套了？！

具有举足轻重地位的南京首席大臣史可法乃是东林党元老左光斗的得意门生，本来是想按伦序迎立福王朱由崧的，偏偏又在和东林党人私下讨论立君人选时口无遮拦地说了一句：“想那齐桓公身为一代霸主，用管仲则齐国大治；用易牙、开方则齐国大乱。现在，无论我们拥立谁，只要我们不全听他的吩咐，又会有什么祸患？”

此话一出，准备拥立潞王的人一片哗然，而准备推举福王的人更是对史可法痛恨无比。

史可法只好自掌嘴巴，不敢再坚持拥立福王了——再坚持下去，就有“挟天子令诸侯”的专权之嫌。

但，他也很清楚，立潞王朱常汸绝对是个错误。怎么办呢？

在无穷尽的焦虑和纠结中，他决定前往浦口同另一个手掌兵权的重要人物商量定策大计。

4 马士英定策

史可法要找的这个人乃是凤阳总督马士英。

马士英，字瑶草，贵阳人，万历四十七年（公元1619年）进士，初授南京户部主事，天启年间迁郎中，历知严州、河南、大同三府。崇祯三年（公元1630年）迁山西阳和道副使，崇祯五年（公元1635年）擢右佥都御史、宣府巡抚。在宣府任上，因行贿被人告发，坐遣边防，不久流寓留都南京。

崇祯十五年（公元1642年），李自成、张献忠所部农民起义军的气势延盛，攻城略地，所向披靡。马士英得以起用为兵部右侍郎，总督庐州、风阳等地军务。

重新入仕的马士英很珍惜这个来之不易的机会。

该年，保定总兵刘超叛乱，巡抚王汉率兵讨伐身亡，崇祯命马士英率军进讨。

马士英驱兵前往，连战皆捷，进而筑长围困城。

刘超为河南永城人，与马士英是旧相识，出城请降。马士英疑其有诈，待刘超甫一出城，便夺其佩刀，并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解除掉城内叛军武装，将刘超捆绑成一个大粽子，献俘朝廷。

马士英此事做得干脆利落，得到了崇祯帝的高度赞赏。

也从这件事看出马士英办事有勇有谋，反应快，善机变。

当然，史可法找马士英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