堵墙”。

崇祯十一年（公元1638年），张献忠兵袭南阳，负重伤，几欲死，是孙可望死护突围，这才从将张献忠从鬼门关上拽了回来。

所以，孙可望既是张献忠的养子，也是张献忠的再生父母。没有孙可望，张献忠做不成大西政权的事业。

敢战之外，孙可望的口才还特别棒。

张献忠全军被困于谷城，眼看就要坐以待毙。孙可望挺身而出，用他的三寸不烂之舌和官军周旋，最后成功地实施了诈降计，为大西军的咸鱼翻身奠定了基础。

综上种种，他被张献忠指定为事业接班人。

崇祯十七年（公元1644年），张献忠在成都称帝，置平东、安西、抚南、定北四将军，于蜀王府内，建东、西两王府，孙可望得封为平东将军，居东王府，人称“东府”，地位仅在张献忠之下。

张献忠命毙西充，清军随后紧迫，大西军群龙无首，所幸孙可望勇挑重担，颁谕说：“皇上（指张献忠）汗马血战二十余年，抚有西土，皆赖众将戮力同心所致。皇上方欲驰骋燕、赵，还定三秦，为天下除残去暴，开万世不拔之基，不意创业未半，中道崩殂。诚此危难存亡之秋，尔等各营大小将领务必同心协力，克成大事。”

谕令一下，欢声满营，众人都自动自觉遵守孙可望的约束，军心如一，队形不散。

于是，孙可望与安西将军李定国、抚南将军刘文秀、定北将军艾能奇，率大军由顺庆南下，强渡长江天堑，克重庆，下綦江，进入黔北。

随后，取遵义，渡乌江，占贵阳，下定番、永宁，黔西诸郡均望风瓦解。

与解体后四处飘荡的大顺军余部不同，大西军以贵州为基地，休整士马，稳扎稳打，发展自己的势力。

不过，贵州地瘠民穷，部队的发展并不十分理想。

恰巧，云南阿迷州土司沙定洲发动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叛乱，逐走了明朝黔国公沐天波，称霸一方。

沐天波的副将龙在田在张献忠谷城诈降时与孙可望相识，听说孙可望屯兵贵州，便派人前来求救，说：“如果将军能打着替沐天波伸张大义的旗号来讨伐沙定洲，则云南全省可一举而定。”

云南比贵州富庶得多了。

孙可望大喜过望，伪称沐天波妻弟所借之兵，打着为黔国公复仇的旗号疾趋云南。

这支大西军从北打到南，又从南打到北，可谓身经百战，沙定洲手下蛮兵岂能与之相比？而且，沐家世代为云南管理者，沙定洲发动这场叛乱打破了云南两百年来的安宁，很不得民心，孙可望等人此来，乃是以正义讨伐邪恶，得到了民众的支持，沿路长驱而来，毫无障碍，一个月不到，就抵达昆明。

大军进入昆明之日，城门不闭，各民人户俱设香案迎接。

昆明诸生金公趾建议孙可望说：“大明开国三百年以来，云南和贵州的土司一直受沐氏一家管理，只要沐家有征调他们的需要，早上发出命令下午就能到达，将军应该及早迎黔国公沐英回昆明并和他一同管理云南，这是上上之策。”

张献忠死前也曾叮嘱孙可望，说：“我死，尔即归明，不可为不义。”所以，对金公趾的建议，孙可望并无异议，派人迎还沐天波，相约“共扶明后，恢复江山”。

沐天波、明云南副使杨畏知等人与孙可望达成以下妥协：

一、不用大西年号；二、不妄杀人；三、不焚庐舍、淫妇女。

其后，孙可望、李定国、刘文秀、艾能奇领兵四出平乱，仅仅一年，除普洱、东川外，云南十八府悉皆平定。

平定了云南，大西军兵力亦随之大量扩充，拥兵三十余万。

有此兵威，孙可望又发兵守四川之大渡河，贵州之镇远，中路之雪山关……总之，凡可以入滇之路，悉扼守之。

四将军据有了云南，旋即同时称王，孙可望称平东王，李定国称安西王，刘文秀称抚南王，艾能奇称定北王。孙可望以大哥的身份充当“盟主”，主持军政重务。

孙可望在发展经济上很有一套，他招抚百姓回家务业，友情提供耕牛、种子；改革税制，实行“条编半征”制，免租减税；设官管理矿务、盐政，鼓励百姓开采金银铜铁等矿，在省城及下关，设炉铸“兴朝通宝”钱币；在吏治方面，重廉吏，除贪酷，不时差人易服色，暗察访等等。

63 封王之议（一）

因为孙可望的励精图治，云南出现了明末以来多年不见的升平景象，原先许多心怀敌意的士绅不得不为之折服，称之为有“熙皞之风”。

再经过两年多时间的积聚，云南兵精粮足，实力强盛。

不久，艾能奇在征东川府途中中毒箭身死；但李定国提师耳革竜，斩杀了沙定洲。

云南内乱彻底平定，该是为大明王朝做些什么的时候了。

李定国也意气风发地向孙可望提出要举滇、黔、蜀三省之地归就明室，诚心辅佐，恢复旧京，荡清海内。

而孙可望虽然是大西军的第一当家，却远不能和当年张献忠的绝对权威相比，他的地位，基本是和李定国、刘文选等人同等的。为了名正言顺地高出李定国等人一头，孙可望也想在这个时候归附永历政府，通过永历政府的封赏，位列刘文秀、李定国两人之上，即可以对他们两人形成节制。

于是，孙可望就找来杨畏知、沐天波相商，明白表示说：“我等近年来以云南一隅之地，兵精粮足，欲图大举，以复中原。”

永历三年（顺治六年，公元1649年）四月，孙可望派杨畏知为正使，户部龚彝为副使，携带他本人书信一封，另备南金二十两、琥珀四块、名马四匹，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