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次，在崇祯皇帝召对时问起朝臣贪污的情况，薛国观曾对崇祯皇帝说：“如果东厂、锦衣卫的主管得力，朝臣们怎么敢如此妄为？”

这时候站在一旁的总督东厂太监王德化当时吓得出了一身冷汗，把衣服都湿透了。不过崇祯皇帝并没有为此追究东厂的主管，而东厂却从此记下了薛国观的仇，总想寻机进行报复。

有了复社送钱、出主意，有了东厂的抄刀，薛国观的下场你懂的。于是崇祯皇帝就看到了薛国观结党和受贿的“罪证”。而崇祯皇帝从来不能原谅朝臣的贪贿与结党，对于首辅的这些所作所为更是气恼异常，再加上爱子夭逝那笔旧账，他终于不能再容忍薛国观呆在自己身边充任首辅了。

一番暗箱操作，终于让崇祯皇帝下令：让薛国观退休离职回家了。但复社中人、东厂太监和崇祯皇帝本人都没有就此善罢甘休，还要抓住这只落水狗痛打不放。

八月初八日这天晚上，被抓捕到京城的薛国观已经睡下了，传旨的锦衣卫官员和武士突然来临。他见到诏使都是穿的红袍，大惊失色，仓惶中找不到自己的便帽，只好把仆人的帽子戴在头上接旨。

当薛国观听到圣旨宣布赐他自尽，他伏在地上已经起不来了，只是昏昏沉沉地念叨着：“是吴昌时杀我，是吴昌时杀我！”后来他神气稍定，听到诏旨中还有抄家籍没一条，又对传诏的人说：“太幸运了，不籍没我，哪会知道我的清贫呢？”然后才无可奈何地在屋梁上吊死了。

第七百五十章推相运动（下）

薛国观死后被坐以赃银五万两，抄没了他的家。但只抄出积财六百多两，再就是一所祖宅而已。许多人都觉得薛国观虽然不算什么好人，但罚非其罪，那情状实在是很惨的。他是罪不至死，结党在所难免，而贪污绝对是诬陷。

复社在倒薛事件中所起的作用，尽管比较隐晦，还是在朝野中传说开了。东林一脉为之额手相庆，东林的反对派则恨恨不已。复社既然已经深入到政治斗争的核心，也就一不作二不休，进一步要推上一个自己的代表出任首辅。远在太仓的张溥和他的助手们经过仔细研究之后，觉得最合适的人选还是原先作过首辅的周延儒。

周延儒在东林党中本来有不少朋友，只是崇祯初年的那次会推没有入选，才与温体仁联起手来同东林党人撕破了脸。后来他自己也受温体仁排挤，为了利害相关，也站在了反对温体仁而与东林党人比较一致的立场。他几年休闲，住在家乡宜兴，左邻右舍尽是东林巨魁，交往过从也很不少。表面看来，大家已经尽去前嫌，重新成了好朋友。

而复社中决策层以为，全力推举周延儒，既可以使之成为自己的政治代言人，又不会引起反对派太大的警觉，而且由于周延儒的资历不同寻常，一入阁必任首辅，比起其他人来少了许多麻烦。

决策已定，复社人士们就四出活动，不但找到了在朝在野的东林骨干如钱谦益、侯恂等人，而且还找了著名的阉党人物冯铨和阮大铖。而复社要用到阮大铖时，就立刻笑颜以对；不用时，就横眉相向。那阮大铖却宛如皮痒一般，不记教训。官迷了心窍，这已经不是疯狂了，而是妖孽。只能够摇头无语了。

而要运动出一位首辅出山，是一个很不小的工程，既需要人事方面的通畅，又需要使用大笔资金。不过这难题难不倒复社诸君子，人民群众的智慧是无穷的，何况君子乎？于是复社采取了招股的办法，一股一万两，待到事情成功后分别给予回报。

于是七拼八凑。甚至派人到了汝宁，寻找过东林党武官——吴世恭，只是因为吴世恭身在辽东，汝宁的官员不能做出如此重大的决策，所以最后未果。到了最后。终于凑齐了二十万两活动经费，全部运到京里行贿。

这笔在当时接近天文数字的资金当然起了极大的作用。在人事方面。主要靠吴昌时在京城活动。吴昌时因为同太监们关系密切。对宫中情况十分了解，也颇能在无形之中对崇祯帝施加影响，号称是“一时手操朝柄，呼吸通于帝座”；因为刚刚铲除过一个堂堂首辅，公卿臣僚们也不敢不对其另眼相看。加上有二十万两银子作后盾，在一番活动之后。竟然真的凑效。

崇祯皇帝不知从什么时候起，开始思念起当年的首辅，朝臣们也似乎在无意中常常提到周延儒的忠诚与精干。到了二月，一切似乎都是水到渠成。崇祯皇帝在国事日益艰难，身边辅佐乏人的情况下，终于“宸纲独断”，决定重新任用几位过去的阁臣。

他召原任辅臣周延儒、贺逢圣、张至发进京入阁佐理政务。其中张至发大概知道一点其中的内幕，觉得附骥于周延儒颇为无趣，托病没有来京。周延儒和贺逢圣则是受命即发，分别在这年九月来到京城任职。

可是复社首领张溥是少年得志，锋芒毕露，他不但对周延儒这个老师的某些行为看不上眼，而且经常要他按照复社的意思做事，因此周延儒对这个学生恨之入骨，只是为了利用才虚与委蛇，哪里肯真正洗心革面、痛改前非呢？

周延儒此人，虽说曾是名状元，但他贪钱又贪色。在东洞庭山富室有一个死了丈夫的少妇，耐不住寂寞，勾通外人自嫁自娶，那富家当然不愿意，告到县里，娶亲的害怕，不得已将少妇盛妆送给了周延儒。

而此时的周延儒“一见宠悦”，当时恰值朝廷发表他重为首辅，他溺于美色，拖延着不肯进京出仕。张溥就拿了县里的捕单找到周延儒，也不管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