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库银作为军饷，左良玉才让部卒们稍微安定了一点，驻军于安庆、池州一线。

对于左良玉军的这次变乱，崇祯君臣们竟然连声讨的勇气都没有了。后来李邦华到京后向崇祯皇帝建议：把变乱之罪推到左良玉的一个下级部将王允成的身上，因为此人所部劫掠州县最为猖獗。

而崇祯皇帝也深知，左良玉还要依为干城，不能惹；而且实力雄厚，也惹不起。只得忍气对左良玉“戢服变乱”嘉奖了一番，要他把“首恶”王允成斩首以维护朝廷的面子。可左良玉却连这点面子也不给，仍然把王允成留在军中，继续我行我素。

而在此次事变中，侯恂仓皇逃到了吴世恭军中。虽然侯恂知道左良玉不会把他怎么样，可是谁也不愿意抱着这样一个“火药桶”睡觉。而这时候的吴世恭和侯询也都不知道，左良玉是否是真的造反。于是汝宁军立刻向着左军的方向进行了布防。

等到李邦华安抚左良玉的消息传至武昌以后，时间已经过去大半个月了。可到了这个时候，吴世恭却惊讶地发现，书墨在楚格、薛勇这两个镇的支援下，竟然防住了清军的入豫（后文详叙）。因此，吴世恭索性咬着牙继续围困武昌城，一定要彻底干掉李定国这个小子。

而此时的大明朝非但无力对付境外的清军和境内的造反农民军，而且无力对付自己营垒内部的军阀势力。左良玉只是军阀中最有代表性的一个罢了，其他各处握有实力的总兵们，如汝宁的吴世恭、宁远的吴三桂、山东的刘泽清等人，甚至作为文官的余子琏，实际上都已经成为一方的军阀。朝廷对他们只能小心拢络，而他们对朝廷则要根据自己的利益情况决定态度。

而崇祯皇帝自己也弄不清楚，从什么时候起，堂堂的天子、朝廷竟堕落到要看几个粗鄙武夫的眼色行事了。但为了大局，眼色仍然要看。这是一种十分痛苦的无奈，崇祯皇帝所能想出来的唯一办法，就是从朝廷派遣有威信、有胆略的得力大臣到前线督师，切实辖制诸军，与“流寇”进行一番决战。

可是自从杨嗣昌故去，洪承畴陷于清朝，这样的得力大臣实在太难寻觅了。崇祯皇帝把朝中大员们扳着指头算了一遍，觉得只有内阁大学士吴甡还算差强人意。吴甡是万历四十一年的进士，作过河南、陕西的巡按御史和山西巡抚，在任期间正值“流贼”蜂起的时候，他办事较为得力，朝野口碑多认为他是剿“贼”的干练之才。正是由于有这方面的才能，他自崇祯十一年起被任用为兵部侍郎，对于全国的军事形势和各部队情况十分熟悉。

在崇祯十五年，崇祯皇帝特地提升吴甡为辅臣，主要也是为了在内阁中有一个通晓军事的顾问。比起杨嗣昌、洪承畴来，吴甡虽然要逊色一筹，但论资历、地位、威望和能力，他也要算一个不可多得的人选了。

第八百四十七章大怒大悲

当襄阳、武昌等地接连失陷和左良玉部作乱的消息相继传来以后，崇祯皇帝决定由吴甡以辅臣的身分前往湖广督师。他在召对廷臣的时候流着泪对吴甡说：“卿多年在匪患猖獗之地任职，有战守韬略，可去湖广为朕督师。”

此前，除了崇祯初年的孙承宗和后来的杨嗣昌以外，督师大臣一般顶多挂兵部尚书衔，很少由内阁大学士直接担任。所以这次任命阁臣督师，可以看出崇祯皇帝是相当郑重的。

但吴甡对于这个任命却十分不情愿。他知道如今天下大势已去，官军很难节制，而“流寇”则根本没有可能剿灭。既然注定了不可能成功，出去督师就等于出去送死，不是死在农民军的手里，就是失败后被皇帝处死，或是像杨嗣昌那样死得不明不白，死后还要留下一世的骂名。

但身为大臣，吴甡又不能不为君王效命，强不可为而为之。他在接受任命后提出：一要有精兵三万由自己亲自统辖；二应先沿运河南下到南京，再相机溯江而上，进可讨贼，退可保卫南都及江南富饶之区。

应该说，吴甡提出这两点要求并不过分。毕竟当时清军还在徐州、大运河地区作战呢，吴甡南下时很可能遇上北返的清军大军。

可是在崇祯皇帝看来，这却是吴甡有意避重就轻，推诿迁延的借口。他在同阁臣们面议此事的时候很不高兴地说：“京畿正在对鞑虏用兵，三万精兵哪能仓促间集中起来？何况南京远在下游，何至于现在就去退守？”

可吴甡却回答说：“左良玉骄横跋扈，当年杨嗣昌督师，连下十道号令，他一兵不发。更有吴世恭卧虎在侧。臣才能不如杨嗣昌。而左良玉目前势力又大于当年。臣手中无兵，不能节制，只会损害朝廷威严。由襄阳顺流而下，极易攻至南京，因而应该兼顾，并非退守。”

而崇祯皇帝对吴甡所说也无法驳斥，只得先让兵部速议发兵，但心中却对这个吴甡极为不满。国事危急，竟然连大臣也不用命了，这让他心里一阵阵地怒火中烧。

不过说到这里。就可以看出一点奥妙，崇祯皇帝和朝廷其实已经把侯恂完全给抛弃了。至于为什么不撤了侯恂的官职，只是朝廷妄想以他来节制住吴世恭和左良玉罢了。

还好在此时，另一位辅臣表现出了“良好的素质”，这让崇祯皇帝的心情才好转了一点。

那就是首席大学士周延儒。按照清军入关的习惯。只要等到四月初，清军在饱掠结束以后。就会回师关外。而在回师途中。清军将会再一次路经京师附近。尽管崇祯皇帝和朝臣都知道清兵这次抵近京城大概只是过路，却还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