步巩固与宫中（孝庄系）及蒙古的联盟，增强自身实力以压制豪格。

于是，盛京的使者携带着并非空泛慰藉的诏书，火速赶往科尔沁：

从本已紧张的国库中，紧急调拨一批粮食、布匹、盐铁，以及从朝鲜贸易中获得的部分财货，用以帮助科尔沁部度过眼前的生存危机，补偿部分牲畜损失。

政治承诺，重申盟好：诏书中以幼主福海的名义，极力申明“满蒙一体，休戚与共”，重申皇室与科尔沁“舅舅之亲”，承诺将更加依赖和信任科尔沁，并暗示未来会有更多的封赏和联姻。

军事策应，分担压力：允诺将加强对西线明军（曹文诏部）的侦察与牵制，防止其再次深入草原劫掠，并为科尔沁部族的暂时转移提供军事庇护。

然而，这道看似及时的政令，在推行过程中却处处显露新朝的窘迫与内部裂痕。

以豪格为首的反对势力，私下里不乏讥讽之言：“哼，多尔衮这厮，拿着大清的库藏去填蒙古人的无底洞，倒会做人情！曹文诏那杀才怎么不再抢狠点？”

承诺的物资，在调拨过程中因各方掣肘而大打折扣；承诺的军事策应，也因需要防备辽南的袁崇焕和内部的权力平衡而显得雷声大、雨点小。

尽管如此，这道政令终究是发出了。它像一剂不算太对症、药力也稍显不足的补药，勉强喂给了受伤的科尔沁。它未能完全平息科尔沁部族内部的怨气与恐慌，但至少暂时稳住了这个最关键盟友的基本盘，没有让其立刻倒向大明或陷入混乱。

多尔衮通过此举，向内外展示了他维持大局的能力与意愿，但也暴露了清廷在皇太极死后，中央权威跌落、资源捉襟见肘的残酷现实。安抚科尔沁，只是为这个新生儿般的政权争取到一丝喘息之机，更大的内外挑战，已接踵而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