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是，在牛津郡的街头，开始出现这样荒诞的场景：一个农夫会对着巡逻的明军队伍投去警惕但不再充满敌意的一瞥，转而看到几个吊儿郎当的本国士兵靠近时，则会立刻冲上去，用身体护住自己的鸡舍，并发出愤怒的驱赶声。

秩序的建立，有时并非源于爱戴，而是源于比较。

在对比了“有纪律的压迫”和“无纪律的掠夺”之后，牛津郡的民众用他们最朴素的直觉，投出了自己无奈的一票。

于是，在这片异国的土地上，这支东方军队的职责清单上，又增添了一项令人啼笑皆非却又在情理之中的任务：替友军整顿军纪，教训那些手头不干净的英军。

起初，这并非正式的命令，更像是一种自发的、基于本能厌恶的“路见不平”。

当大明士兵看到英国同行又试图顺手牵羊时，他们会立刻上前制止。若对方不服，甚至敢于顶撞，那么熟悉的包铜刀鞘便会再次派上用场，精准地落在偷鸡者的手腕或腿弯上。

“军法！尔等可知何为军法！”

通译会在一旁厉声呵斥，尽管他翻译的可能是士兵们更直白的市井骂言。

几次三番后，这种“管教”从偶然事件变成了常态。

斯特拉福德伯爵在得知后，先是愕然，随即陷入长久的沉默。

他无法公开支持明军殴打本国士兵，但内心深处，他又何尝不痛恨这些败坏军纪、损害王室声誉的蛀虫？最终，他选择了默许，甚至暗中授意，让明军可以“便宜行事”。

渐渐地，牛津郡出现了一幅奇特的景象：

执法者： 来自东方的“异教徒”军队。

违法者： 本土的国王军队。

受益者： 当地的英国民众。

那些曾被明军刀鞘“教训”过的农夫，现在甚至会主动向明军巡逻队指认哪些英国士兵偷了他们的东西。

信任，以一种极其扭曲的方式，在曾经的敌对双方之间悄然建立。

明军用他们不容置疑的武力与铁律，不仅强行镇压了反抗，更意外地成为了这片土地上最古怪，却也最有效的 “宪兵” 。

他们以绝对的执行力，给所有人——包括他们的盟友——上了一课：无论在何方，一支真正的军队，其底线是纪律，而非身份。

在经历了最初几天的恐惧与对抗后，那些牛津郡的英国老农们，带着惊疑不定的神情，小心翼翼地开始了与这群东方驻军的“共同生活”。

然而，他们很快就惊奇地发现，这些被斥为“异教徒”的士兵，其行为模式与他们所熟知的任何武装力量都截然不同。

最让他们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帮异教徒似乎没有他们理解中的任何“宗教禁忌”。

无论是去国教的教堂，还是参加清教徒的秘密家庭聚会，抑或干脆在家里对着墙壁发呆，这些士兵都毫不过问。

他们不会因为你信仰什么而对你青眼有加，也不会因为你怀疑什么而对你拳脚相向。

信仰，在这支军队的眼中，仿佛成了一件与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食物无异的私事。

这种彻底的“不干涉”政策，在当地饱受宗教斗争摧残的民众看来，简直是一种无法理解的奢侈。

他们习惯了被盘问、被审查、被要求站队，习惯了信仰与生存紧密捆绑。而今，这群最可怕的武力拥有者，却对他们灵魂的归属表现出一种近乎冷漠的宽容。

只要不公然挑战王权、不冲击军事防线、不手持武器聚集——简而言之，只要不触及他们那条名为“任务”的红线——这帮异教徒便对周遭的一切漠不关心。

他们像一群恪守着某种奇特戒律的苦行僧，所有的注意力都内敛于自身的职责与秩序，对外部世界纷繁的信仰之争，连一丝好奇都欠奉。

这种独特的“世俗性”，在无形中，反而为这片饱经宗教纷争的土地，带来了一种扭曲而珍贵的平静。

主教在教堂里布他的道，士兵在营地和哨位上执行他们的任务。

至于你们这些平头百姓——只要安分守己，剩下的，爱信什么信什么，爱干什么干什么。

这不是很好吗？

在经历了最初的恐惧、对抗与困惑之后，一种奇异的平静感开始在牛津郡的民众心中扎根。

他们赫然发现，这套由东方军队强行建立的、看似冷酷无情的秩序，剥去那层异域的外壳后，其内核竟简单得令人释然：听从国王的命令，剩下的，你想干嘛干嘛。

当生活被简化成这个清晰的公式时，许多过去的痛苦就显得毫无必要了。

他们不必再为了某个晦涩的神学观点而与邻居反目，不必再因为参加了一次“错误”的礼拜而担心被检举，也不必再为了扞卫某种“自由”而面对冰冷的刀鞘。

“这……”

一个农夫在酒馆里，灌下一大口麦酒，带着几分醺然对同伴低语，“说句大不敬的话，这难道不比之前那会儿，主教老爷和清教徒牧师天天逼着我们站队，动不动就指责我们灵魂堕落的日子，要好得多吗？”

他的同伴警惕地看了看四周，确认没有本国士兵在场后，也压低了声音：“至少……这帮异教徒不管我们心里想什么。他们只要我们的行为。而咱们自己人，却连我们心里信什么都要管，手还不干净。”

当一名英国士兵因信仰分歧，在街头将一名清教徒农夫殴打至倒地不起时，那队沉默的异教徒巡逻队出现了。

他们并未过问争执的缘由，只以无可辩驳的武力，干脆利落地制伏了施暴的士兵，将其押离现场。

当一名英国士兵因酗酒过量，在酒馆外挥舞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