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准备执行任务。库特尔切夫少校接到了起飞命令，投弹手是科科林大尉，第二飞行员是罗缅斯基，领航员是巴别茨，两架米格-17歼击机和1架伊尔-28轰炸机陪同升空，分别进行护航、气象侦察和录像工作。

　　普委夫利斯基回忆道：“9月14日凌晨4点，我们被警报声惊醒，天气晴朗，平静，天空没有云彩。我们乘汽车来到政府观察台前，坐在沟壑前拍照。第一次警报在核爆炸前15分钟响起，爆炸前10分钟传来第二次警报，我们冲出汽车，冲入事先准备好的掩体，按照事前所教的那样，身体下趴，头冲向爆炸一方，闭上眼睛，手放在头后面，张开嘴。当最后一次警报响过后，远处传来地狱般的轰响声，时间定格在9点33分。”

　　奥辛中将回忆称，当时轰炸机是在第二次俯冲时从8000米高空掷下一颗原子弹，这枚代号为“塔季扬卡”的钚弹威力为4万吨当量，是美国在日本广岛上空投下的原子弹的数倍。类似原子弹此前曾于1951年在谢米帕拉金斯克演习场试验过。托茨基演习中的“塔季扬卡”在距离地面350米的空中爆炸，偏离预空爆炸中心西北方向280米。不幸的是，最后时刻风向突然变化，辐射云没有吹向预定的没有人烟的草原，而是直接冲向了奥化堡市及更远的克拉斯诺雅尔斯克地区。

　　时任营长的科扎诺夫讲述称，核爆炸5分钟后，炮火准备开始，随后轻炸航空兵开始攻击，各种口径的火炮、迫击炮、“喀秒莎”、自行火炮、坦克火炮等一齐开火，1公里面积内的火力密度远远超过了攻占柏林时的水平。

　　时任营长的皮利西科夫回忆道：“爆炸时，尽管我们躲避在封闭的堑壕和掩蔽所内，还是有刺眼光线进入，几秒钟后，听到了极大的、尖锐的爆炸声。3小时后接到了进攻信号。而在核爆炸后21-22分钟，开始对地面目标发动攻击的飞机越过了核蘑菇云的，辐射云柱的上方。我率领全营官兵乘装甲运输车以16-17公里\/小时的速度驶到距离爆炸中心600米处，发现那里的树林被从根到梢全部烧毁，装备被彻底摧毁，到处是烧焦的动物尸体，在距离爆炸中心300米方圆内，没有一个橡树枝干，他部被烧成灰烬，距离爆炸地点1公里外的装备被掀翻在地。”

　　科扎诺夫回忆道：“我们穿着防护服穿过了一个距爆炸中心1.5公里的谷地，满眼全是正在燃烧的活塞式飞机、汽车和编制车辆，到处是牛羊尸体。爆炸后的地形热爱难辨认，草原在冒烟，周围全是光秃秃的冒烟的土丘和由烟尘形成的厚厚的黑墙。我嗓子干燥，声音嘶哑，耳中全是轰响声和噪声。少将同志命令我使用剂量测定仪测量辐射程度，我跑到测量位置，打开仪器底盘，指针迅速转动起来。将军命令我立即上车，我们迅速撤离了爆炸中心附近地区。”

　　两天后，1954年9月17日的《真理报》上刊登了塔斯社的试验目的是研究核爆破作用。试验中得到了珍贵的结果，帮助苏联科学家和工程师成功解决了防止核进攻的任务。”部队完成了自己的任务：建成了国家核盾牌。

　　爆炸之后，居住在附近的村民、被烧毁的村庄、田地地收获的受到辐射的谷物和土豆、所有到过爆炸地区的老鼠、家兔、牛、羊、马甚至是昆虫，以及参演官兵当天配发的干粮，都被专家们进行了仔细的观察和研究。

　　演习结束后，投掷原子弹的库特尔切夫少校从国防部长手中接过了列宁勋章，并被提前晋升为上校，奖励了一辆“胜利”牌小轿车。而使用核武器的诸兵种合成演习结果一直被视为苏联最高军事机密，世人无从知晓。

　　因保密需要，参加此次试验的官兵都没有进行任何身体检查和调查，平民损失情况至今仍未查清。

　　据调查，从1952年起，附近村民共有3209人因受到辐射而死亡，爆炸之后只有2人当场死亡，在参加托茨基演习的4.5万名军人中，只有2000人尚在人世，其中有一半人已被评为一等和二等伤残，74.5%的人患有心血管疾病，20.5%的人有消化器官疾病，4.5%人有血液病和遗传经历。

　　陶岚正全神贯注地阅读有关原子弹的资料，忽然，电话铃响了，在这凄冷的雪夜，这铃声是那么的沉重。

　　这么晚了，是谁来电话呢？

　　她放下资料，去接电话。

　　“喂，我是苏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