您去的。”她答道，然后关上了门。

那位女医生已经没精打采地在一张椅子上坐下了，手插在口袋里。那位男医生正站在茶具台前，插上电热壶的插座。

这间等候室完全是急诊处的翻版。它有着和急诊处候诊室一模一样的椅子，坐在上面难受得好像脊椎都要断掉；一模一样的桌子，上面散放着说明小册子；茶具台上悬挂着一模一样的金属箔花环，系着塑料冬青枝。不过这儿没有窗户，甚至在门上也没有。这个房间虽小，但设施俱全，全然私密，是那种人们用以等待坏消息的地方。

丹沃斯坐下来，突然觉得很疲倦。真是坏消息——某种感染，血压96，脉搏120，体温39.5度。牛津仅有的另一个技术员去威尔士了，学院主管出门做圣诞购物去了。而伊芙琳在1320年的某个地方，离她原本应该被投放的日期延后了数天或数周时间，甚至数月。

那位男医生在一个杯子里加入牛奶和糖，开始搅拌，等着电热壶里的水开。那位女医生昏昏欲睡。丹沃斯凝视着她，心里想着时滞量。巴特利说过初步计算显示只有极少量的时滞，但那只是初步计算。巴特利告诉过他，他认为两周的时滞量也是有可能的，那样事情就说得通了。

历史学家被送回的年代越远，平均时滞量越大。到20世纪的传送通常只有几分钟的时滞，传送到18世纪则有几小时的时滞。莫德林学院前往文艺复兴时期的传送计划还在无人阶段，他们计算得出会有3到6天的时滞量。但那些只是平均数。时滞量随着被传送者的不同而不同，而且不可能预测出任何一个特定传送的时滞量。到19世纪的传送就出现过从不足1天到48天的时滞量差异，而去往那些无人区的传送常常根本一点时滞都没有。

并且，那些数据经常显得很随意，很异想天开。当他们为去往20世纪的传送进行首次时滞测量时，丹沃斯站在贝列尔学院空空的方庭中，被传送到1956年9月14日的凌晨两点，那次的时滞量只有3分钟。但当他们再次把他传送到两点零八分时，时滞量将近2个小时，他几乎是擦着一个彻夜狂欢后偷偷溜回学院的大学生鼻子尖被拉了回来。伊芙琳也许被传送到了她本应到达时间的六个月之后，而巴特利跑到酒馆去就是为了告诉他要把她拉回来。

玛丽进来了，身上依然穿着外套。丹沃斯站起身来问道：“巴特利他……”心里隐隐害怕着将要听到的回答。

“他在急诊室，”玛丽答道，“我们需要他的医保号，而且我们没在贝列尔学院的卷宗里找到他的记录。”她灰白的头发又飞散开来。

“他不是学院的员工，”他回答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