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们的确在思考，人们的确为思想而生，为思想而死，也为妒忌、性或性爱、父母之爱而死。正如那位博学的批评家彼得·斯特恩讥讽的那样：“鉴于现代人往往都是知识分子同时又都是猎场看守人，或斗牛士，曼所专注的也就不那么晦涩难懂了。”也许我个人早年阅读《魔山》的经历可以证明这一点。那时的阅读被学术的严谨所困扰，努力地挣扎着在陌生的语词海洋中保持清醒，又被不恰当的译文所困，全然忽视了书中的那些辩论、争论是多么的有趣，多么的微妙而又具有讽刺意味。随着卡斯托普的自我教育摆脱了他最初的那种特别的资产阶级浅薄的天真，我们与喜剧相关的天性也发生了变化。他开始被逗乐了，我们读者也开始分享他的乐趣，而不是嘲笑他，或是从外部观察他。

我们有必要说说后来出场的一个人物，佩佩尔科恩先生，一个介乎酒神与森林之神（西勒诺斯）的人物。他的口头论说能力实在太差，他简直就没法说一个完整的句子来。这背后的意思就是，这个家伙不讨论生死，而只是活着并死去。他就是那样子，他追求克拉芙迪娅因为他活着。如果要把他严肃地视为某个超越了争执不休的生命天使和死亡天使的逻辑辩证法的话，我觉得我们需要根据托马斯·曼一九二二年发表的论歌德与托尔斯泰那篇文章的角度来审视他。

这篇热情机智而又复杂难懂的文章将两位大文豪比作粗俗的作家，安逸于自身的皮囊。在他们作为作家和自己身居其中的世俗世界的观察者的力量中心是他们天生的自我主义。曼将他们二人比作传说中的巨人安泰，“因为他一旦接触大地母亲就会因新鲜力量的注入而不可战胜”。曼讲述了两位伟人的真实故事——托尔斯泰六十岁时，跟一屋子的大人、小孩一起玩“努米底亚骑兵”游戏。他描述了托尔斯泰的岳父贝尔斯记载的一件事情：

一天晚上，他们在屋里四处走动，轻松交谈着，突然那个年长的先知一跃而起，跳上贝尔斯的肩头。他可能立刻又跳了下来，但下一秒钟，他实际上又跳了上去，就像是个长着花白胡子的小妖精，简直令人不可思议！

说到歌德，曼还记载了歌德对气候条件的敏感：

这要归因于他近乎夸张的感官天赋，那天晚上他坐在魏玛的家里竟然感觉到意大利墨西拿城的地震，这天赋的异禀就越发神秘了。动物都有在地震之类灾害发生时，甚至发生前就能感觉到的神经机能。我们身上的动物性则能够超越；而所有超验的东西都是动物性的。大自然的密友，人的高度过敏的感觉机能超越了实际感官的限制，导致了超感官的，自然神秘主义。在歌德身上，神圣的动物性是直接而骄傲地在他的各种活动范围（包括性），证明自己。他的情绪有时是十分阳刚的——这在托尔斯泰身上是断然不会发生的。

曼将这种世俗的镇定自若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精神“阴影世界”（夸张的真实）相对照，与另一位“思想之子”席勒相对照。席勒的《论素朴的与感伤的诗》被曼称为“最伟大的德国散文”。文中，席勒区分了“素朴的诗人”与“感伤的诗人”。前者有着可以创造世界的可塑性能量，如莎士比亚、荷马，而后者则只能通过其感觉与反思去发现一个世界。曼将席勒与陀思妥耶夫斯基并列：

……沉思与神游幻想之间的冲突是永恒的，无所谓新旧之别。二者分别在歌德、托尔斯泰身上与席勒、陀思妥耶夫斯基身上充分体现。而且对一切永恒不朽的东西来说，自然的真理、力量、平静与谦卑将与不成比例、过度兴奋的教条式精神猜测相冲突。

战争期间，托马斯·曼将自己和哥哥亨利希·曼比作“自然”与“理智感受性”的对立。在这篇文章中，这种对立更微妙，但又相互关联。文章肯定了歌德敬重法国文化的合理性，但托马斯·曼试图展现托尔斯泰和歌德的“安泰巨人”的一面，无疑与他希望通过佩佩尔科恩展现的有关。佩佩尔科恩超过了塞特姆布里尼和纳夫塔，赢得了汉斯·卡斯托普的敬重。和卡斯托普一样，佩佩尔科恩与曼惯常塑造的人物不一样，他不聪明，笨嘴笨舌，且缺乏艺术气质。佩佩尔科恩，按照曼的描述，像托尔斯泰，不像歌德。他理解东方，理解亚洲，并与之有着密切的关系。托尔斯泰“惊人的东方知识在这种对欧洲进步的嘲讽与否定中找到了理智的表达”，而歌德“毫无疑问仇恨、鄙视亚洲。相对于未成形的、野蛮的半亚洲人性，他对塑造了我们文明的西欧人道主义思想更亲近”。而克拉芙迪娅和佩佩尔科恩则象征性地与未成形的、野蛮的半亚洲相关联。酒神狄俄尼索斯就是从这里出来，走向古希腊，而霍乱也是从这里出来，悄悄降临《威尼斯之死》。有趣的是，在另一篇文章《弗洛伊德与未来》中，托马斯·曼使用了西格蒙德·弗洛伊德的心理地图来表示欧洲的地理关系。欧洲是自我，亚洲则是本我。

就自我本身而言，它的处境是悲哀的，可谓令人担忧。它是本我的一小块警觉的、杰出的、文明的部分——犹如欧洲是大亚洲的一小块充满活力的部分。

尽管佩佩尔科恩不是个艺术家，但他至少在外形上是以格哈特·霍普特曼[9]为原型的，这在后来变得有些尴尬，可能因此限制了曼对这个人物的塑造。他本应该是个鲜活的生命存在，但事实上，他只是一个生命存在的观念。

或许值得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