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年前凯瑟琳·狄更斯出版过一本食谱(用玛莉亚·克劳特这个笔名)，内容都是他们家的家常料理，书名叫作“今晚吃点什么”。书中收录的多半是我喜欢的料理，其中不少也出现在我今晚的餐桌上——虽然做法没这么精致，酱汁也没这么丰富多彩(我认为绝大部分的烹饪过程都只是完美酱汁的序曲)——因为她也喜欢龙虾、肥大的羊腿、厚实牛肉和精致甜点。凯瑟琳的食谱里收纳了非常多种类的奶酪三明治，有个评论家说：“男人天天这么吃奶酪三明治，不死也剩半条命。”

可是狄更斯活下来了，而且那么多年来体重一磅都没增加，想必跟他每天快步健走二三十公里有关。我个人天生不好动，我的性格倾向和长期病痛让我离不开桌椅沙发和床铺。我逼不得已才会走路，能坐下就坐下。我在塔维斯多克寓所或盖德山庄做客期间，习惯在图书室或空客房躲到下午两三点，反正躲到狄更斯结束当天的写作，因为他总爱逼别人陪他去做那莫名其妙的散步运动。当然，狄更斯照例会找到我(现在我已经弄明白，原来他都是循我的雪茄味按图索骥)，而我通常还能陪他走个两三公里路(以他的健行步伐，通常费时不到二十分钟)。

这天晚上我在两种甜点之间犹豫不决，于是像所罗门王一样，我选了云雀布丁和口味绝佳的苹果布丁，外加一瓶波特酒和一杯咖啡。

吃布丁的时候我发现一个身材高大、仪态贵气的老先生站起来横越餐厅，一时之间我以为那是萨克雷。我马上想到萨克雷已经在1863年的圣诞夜过世了，距今已经一年半。

当年萨克雷和狄更斯冷战多年后第一次和解就是在这家俱乐部，当时我是狄更斯的座上宾。他们两个人之间的嫌隙发生在狄更斯跟凯瑟琳的分居事件闹得满城风雨的当口，那也是狄更斯最脆弱的时期。那时有人在盖瑞克俱乐部说狄更斯跟小姨子有私情，萨克雷显然口无遮拦地说出“不，对象是一个女演员”之类的话。

一如往常，所有闲话都会传到狄更斯耳里。当时狄更斯有个名叫爱德蒙·耶茨(我觉得这个人有点儿像莎士比亚《奥赛罗》里的伊阿古，总是一副匮乏饥渴的表情)的年轻记者朋友，据说是狄更斯的“子弟兵”。耶茨写了一篇恶意轻蔑萨克雷的传略刊登在《街谈巷议》杂志里。萨克雷被深深刺伤，他发现自己跟耶茨都是盖瑞克俱乐部的会员，便要求俱乐部驱逐耶茨，理由是他写那种文章的行为“不见容于绅士阶级”。

令人意外的是，狄更斯对老朋友完全不顾情面，在这场争端中选择站在耶茨那边。当盖瑞克的委员会采纳萨克雷的意见解除了耶茨的会员资格时，狄更斯也跟耶茨同进退。

多年后，在雅典娜俱乐部，他们的友情终于修复。我曾经听狄更斯对威尔斯描述那次的大和解。“当时我在雅典娜俱乐部正在挂外套，”他说，“一抬眼正好看见萨克雷那张憔悴面孔。威尔斯，他看起来简直像鬼魂，跟《圣诞颂歌》里的马利一样死透了，只差没有铁链。所以我问他：‘萨克雷，你身体还好吗？’然后我们终于打破多年沉默，聊了几句，还握手言欢，现在一切都回到从前了。”

那一幕实在太感人，却也太虚假。

当天晚上我碰巧也在雅典娜俱乐部，我和狄更斯都看见萨克雷费力地在穿大衣。当时萨克雷在跟另外两个人谈话。狄更斯进门后直接从萨克雷身边走过，看都没看对方一眼。那时我正在放手杖和帽子，狄更斯已经走过萨克雷身边，一脚踩上楼梯，萨克雷走过去赶上狄更斯。我听见萨克雷先开口说话，还主动向狄更斯伸出手。他们握了手。然后狄更斯转身走进用餐室，我看见萨克雷走回原本的聊天对象(我记得那好像是西奥多·马丁爵士)身边，说道：“我很高兴我做了这件事。”

狄更斯心地善良，也很重感情，可是他吵架绝不会先低头。这点我很快就会亲身体验。

搭出租马车返家途中，我想起狄更斯寻找那个幽灵般的祖德的古怪计划。

那天早上我听狄更斯叙述斯泰普尔赫斯特车祸事故时，对这位“祖德先生”的真实性始终难下定论。查尔斯·狄更斯不会说谎，只是，他永远相信自己对任何事的任何见解正确无误，而且他会通过语言，尤其是书写文字，来说服自己某件事的真实性。即使事情不是那样，只要他说是就是。八年前他写那些公开信把分居责任推给妻子凯瑟琳就是最好例证，因为分居是他的主意和他的需求，也是他一手促成的。

但他为什么要捏造祖德这号人物？

话说回来，明明是萨克雷先释出善意，他又为什么告诉大家是他主动修复友谊？

差别在于，狄更斯的谎话和浮夸言论虽然未必出于故意，却几乎都是为了提升他的外在形象而发表的。身为小说家，我知道我们这种人经常沉浸在自己的想象世界里，程度之深不亚于活在人们口中的“真实世界”。

根据所有客观说法，包括又矮又胖的毛头小子爱德蒙·狄更森——祝他的瘀伤化脓腐烂变成溃疡——狄更斯在斯泰普尔赫斯特事故现场表现无比英勇，在这段故事里加入一个叫祖德的幽灵并不会增加他的气势。事实上，狄更斯描述那个诡异得不像人的男人的时候，那种明显的焦虑多多少少减损了他的神勇气魄。

那么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我不得不假设事故现场确实有这么一个名叫祖德的怪人，而且狄更斯描述的那些简短对话和怪异互动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