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段时间以来，我一直误以为我们前面不是教堂街就是伦敦医院，可是这条阴暗大道反倒是右边突然变开阔，像一片广大田野，四周有围墙，还有一道铁围篱和大门。附近没有教堂，所以这不是教堂墓园，而是最近十五年来变得相当普遍的市有公墓。

没错，亲爱的读者，在我们这个时代，我们这将近三百万名伦敦人行走坐卧在数量不相上下的尸体上，尸体的数量几乎可以确定比活人更多。当伦敦向外扩展，吞并了原本的郊区和村庄时，那里的墓园也一并被收编，而我们数十万又数十万个已故亲属的腐烂遗体就埋在那些地方。比如圣马丁教堂墓园，面积不到二十平方英尺，在1840年的时候，也就是在这个不平静夜晚之前二十五年，收葬了六万到七万名伦敦亡者。如今肯定多得多。

到了19世纪50年代，也就是伦敦大恶臭和夺命霍乱疫情为祸最烈的时期，我们大家都发现这些过度拥挤的墓园会威胁到周遭那些不幸住户的健康。当时——至今仍是——城里所有墓园都遗体满溢。数千具尸体草草掩埋在教堂、学校、工厂和空地底下的浅坑里，甚至就在私人住宅后侧或下方。于是1852年的丧葬法案(狄更斯也协助推动了那次立法)，责成公共卫生局规划对各宗教信徒开放的墓地。

亲爱的读者，或许你也知道，直到我生命的近期，英格兰所有亡者都必须在教区墓园以基督教仪式下葬，几乎没有例外。要等到1832年国会通过一项法案，我的英国同胞才停止将自杀的死者掩埋在公路底下，还得用一根木桩刺进死者心脏。那项法案允许自戕者的遗体跟其他基督教徒的一起安葬在教会墓园里(真是现代思维与仁慈的最佳典范)，只是有一个条件，死者只能在晚间九点到午夜这段时间下葬，而且不能举行教会仪式。我也应该顺道一提，强制解剖伏法杀人犯尸体的做法也在1832年(多么开明的一年!)废除。到了这个自由年代，就连杀人犯也能进入基督教墓园。

那些坟茔之中有许多——我应该说“绝大多数”——没有标示，却未必不会被发现。那些没日没夜在伦敦市挖掘新坟的人，手中的铁锹总不免戳中地底下的腐肉(我听说有许多层)和无名骸骨。部分教堂墓园每天早上雇用人手巡视，以免亡故教众腐败中的尸块冒出地表，急于回应最后一次号角召唤，特别是一夜豪雨之后。我曾经目睹那些工人推着板车，里面装有手臂、手掌和其他难以辨识的部位，很像是庄园里的勤奋园丁，在暴风雨过后清理断落的树干和枝丫。

那些如雨后春笋般出现的新式埋葬区域统称为“坟场”，有别于教区那些“墓园”。第一批坟场由私人投资开辟，这些坟场有个欧洲许多地区沿袭至今的惯例，万一死者家属未能准时缴纳维护费，遗体就会被挖出来弃置一旁，美丽的墓碑就用来铺设挡土墙或步道，原本的坟地转卖给信用更可靠的家族。不过，自从1850的法案强制关闭伦敦众多尸满为患的教堂墓园，目前大多数新式坟场都是公有性质，区内壁垒分明，有专属虔诚英国国教徒的墓区，配备礼拜堂与圣地；也有异端信仰者专区。让人纳闷儿的是，双方的亡者要在距离不到一个板球场的范围内共度永生，心里会不会闹别扭。

此刻我们在黑夜中慢慢走近的那处坟场看样子过去某个时期曾经是古代教堂墓园，由于附近地区治安恶化，善良百姓纷纷迁走，教堂也就废弃了。后来教堂的建筑被人纵火烧毁，以便建造更多廉价公寓，让贪婪的房东从那些无处栖身的移民身上榨取更多钱财，教堂墓园却保留下来继续使用……再使用……再使用……两个世纪前被脱离英国国教者接受，又在二十年前变成以营利为目的的坟场。

我们走向那片坟场的潮湿墙垣与黑色铁围篱的时候，我不禁纳闷儿，就算只要一便士，有谁愿意葬在这里。这个教堂墓园里原本有高大的树木，如今却只剩死了无数世代的枯干钙化枝干，被截断的粗枝指向四周俯瞰墓地的黑暗建筑物。这片被土墙和铁篱圈围的墓地飘散出来的臭味真叫人不敢领教，我下意识地伸手掏手帕，这才想起已经被狄更斯拿去覆盖那些婴尸。我几乎以为会见到这片墓地上空飘浮着一团团惨绿沼气。事实上，那阵刚刚升起、预告下一场温热雨水即将洒下的雾霭还真的阴惨惨地发着幽光。

狄更斯率先走到那扇深锁着的高耸黑色铁门，伸手开门，但铁门被一个大挂锁牢牢锁住。

感谢上帝，我心想。

可是黑彻利探员伸手到大衣底下，从他挂着太多东西的腰带上取下沉甸甸的一串钥匙。他把提灯交给狄更斯，自己叮叮当当地从那堆钥匙中找出他需要的那把。钥匙顺利插进挂锁，那扇饰满黑色圆弧与扇形图案的大铁门咿咿呀呀地缓缓开启，那声音实在太刺耳，仿佛已经数十年没有任何人花钱打开它来摆脱亲属的尸体。

我们走到幽暗的墓碑与下陷的墓穴之间，走过那些枯树底下，沿着古老墓室之间的窄小通道那凹凸不平的石板往前走。从狄更斯轻快的脚步和他手杖的叮咚声，我看得出来他非常乐在其中。我只能专心不让自己被臭味熏得呕吐，还得在黑暗中提防脚下踩到任何软烂下陷的物质。

“我知道这个地方。”狄更斯突然出声。黑暗中他的声音吓得我几乎腾空跳起来。“我曾经在白天里见过。我也在我的《非商业旅人》里描述过。不过今晚是我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