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好几个阴暗小时之前，狄更斯已经拿走我的手帕，转做其他用途。

几分钟后我们抵达污水下水道。这条低矮的拱顶下水道宽度只有二到二点五米，高度不到两米，沟底都是汩汩冒泡的浓稠泥浆，而非流动液体，墙壁与拱顶天花板则是砖造。那股臭味呛得我泪水直流，我必须频频揩拭，才能看清狄更斯牛眼提灯的圆锥光束照见的事物。

我看见狄更斯用另一条丝质手帕掩住口鼻。他竟然带了两条手帕!他明明自己有两条可用，却非得征收我的去盖那些婴尸，而且我敢肯定他早知道我还需要用到手帕。我的怒气升高了。

“我不往前走了。”我告诉他。

狄更斯转头看我，一双大眼睛写满困惑：“天哪，威尔基，这是为什么？我们都已经走到这里了。”

“我绝不要踩那些烂泥。”我气呼呼地指着下水道里又深又臭的污水。

“哦，没那个必要。”狄更斯说，“你有没有看见两边的红砖步道？比那些烂东西还高出十几厘米。”

我们作家通常把被出版商退回的手稿或大样称为“烂东西”，我不知道狄更斯是不是在讲冷笑话。

不过他说得没错，下水道两侧的确有“步道”，它们随着狭窄的下水道弯向两侧，消失在视线里。不过这实在称不上什么步道，我们这边这条恐怕不到三十厘米宽。

我摇摇头，半信半疑。

狄更斯用手帕牢牢掩住下半张脸，手杖塞在腋下，腾出一只手掏出口袋里的折叠小刀，迅速在阶梯出口那摇摇欲坠的砖块上划了三条平行刻痕。

“那是做什么？”我话一出口就已经猜到答案。也许污水冒出的臭气减损了我的高阶推理能力。

“方便找路回家。”说着，他收折刀刃，把刀拿在灯光中，闲扯道，“我去美国期间曼彻斯特的东道主送我的，这么多年来一直很好用。走吧，时间不早了。”

“你怎么知道我们应该走这边？”我问。我尾随他靠右走在狭窄砖道上，始终低着头，以免头上的大礼帽被低矮拱顶撞进污泥里。

“我猜的。”狄更斯答。几分钟后下水道分成三条支线，幸好这里的坑道不宽，狄更斯用手杖保持平衡，一跃而过。他在中央坑道的角落刻了三条线，再挪出空间让我跳过去。

“为什么选这条？”我问，此时我们已经前进二三十米。

“这条好像比较宽。”狄更斯答。我们又来到另一个坑道分叉处，他选了右边那条，也在砖壁上刻下三条线。

进入这条较小坑道大约一百米后，他停下来。我看见对面的墙壁上——那边没有步道——有个竖在铁锹上的金属制烛光反射片。铁锹握柄陷在污泥里，反射片底下有个圆形的木框铁丝滤网贴墙而立。反射片里还留有大约半厘米高的蜡烛。

“那是什么东西？”我悄声问，“做什么用的？”

“某个下水道拾荒者的物品。”狄更斯用闲聊的口气回答，“你还没读梅休那本书吗？”

我还没读。我望着那个明显用来过滤物品的肮脏圆盘，问道：“他们究竟想在这些烂泥里筛出什么东西？”

“一些我们或早或晚都会掉进污水道的东西，”狄更斯说，“比如戒指、钱币。对于那些一无所有的人，即使一根骨头都有它的价值。”他用手杖戳戳那个铁锹和圆形筛网。“理察·比尔德在梅休的《伦敦劳工与伦敦贫民》里画过这样的装置。”他说，“亲爱的威尔基，你真该读读那本书。”

“等我们离开这里我就读。”我低声说。但我并不打算履行这个承诺。

我们继续往前走。有时拱形天花板压得太低，我们几乎是蹲伏着快步前行。我一度担心黑彻利的牛眼提灯燃料耗尽，顿时心慌意乱，然后我又想起左边口袋里还有肥肥一截墓室蜡烛。

“这会不会是巴泽尔杰特新建的下水道系统？”一段时间后我问狄更斯。我们这一路走来唯一的好消息是：那难闻的恶臭已经麻痹了我的嗅觉。但我又想到事后我必须烧掉这身衣裳，这实在很不幸，因为我特别中意身上的外套和背心。

早先我应该提到过，工程局总工程师约瑟夫·巴泽尔杰特建议建造一套复杂的全新下水道系统，并沿着河岸泥滩筑起堤坝，避免污水排入泰晤士河。1858年的伦敦大恶臭催生了这项公共工程，因为当时下议院的议员们被恶臭逼得逃出城去，连议案审查都被迫中断，政府这才决心治理污水问题。克罗斯内斯的排污管道主线前一年才启用，可是长达数十公里的污水道主线与支线工程还在全城与地底下如火如荼进行。河岸堤坝预计五年后完成。

“新的？”狄更斯说，“我不这么认为。威尔基，伦敦的下水道工程从古代至今已经进行过几百次了。有些甚至可以追溯到罗马时代。很多坑道连工程局都不记得了。”

“下水道拾荒者却记得。”我说。

“没错。”

我们突然来到一处更高、更宽、更干燥的空间。狄更斯停住脚步，拿着提灯照向四周。这里的墙壁都是岩石，砖砌的拱顶天花板有许多柱子支撑。这个圆形区域比较干燥的边缘地带铺着五花八门的睡垫，有些是粗绳编制，也有昂贵的羊毛。厚重的灯具用铁链吊起，天花板被烟熏得乌黑。这个空间正中央有个岛状区域，其中最高点架着一口方形铸铁炉。我还看见某种像烟囱的东西，但它并没有从上面的岩石天花板穿出去，而是向下延伸到从这个地方辐射往外的四条下水道之一。架在箱子上的粗糙木板权充餐桌。我看到那些箱子里摆着碗盘和肮脏餐具，旁边还有些小箱子，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