资金支持的。税收为其正项来源。但外部局势之剧烈变化。比如列强之侵略，整军备战，导致官府支出的急剧增加，而内部机构人员也会因时间之推移而呈现出增长之趋势。西汉大约每九千人供养一名官员。到现代则不足千人了。而田税之增加却赶不上花钱的速度。矛盾便由此派生……

“便是最愚蠢之人。也晓得亩产之增加不是一朝一夕之事。因此，田税之增加困难重重。但是花钱的地方越来越多亦是不可阻挡之潮流，所以。为应对局势之变化，就必须大力兴办工商，以增加税源。鄙以为，文明社会之标志，可用税源来观察，社会愈进步，田税的比例愈低，直至彻底消除田税。朝廷施行新政，鼓励民间资本进入工商，大力兴办实业……含义正在于此。”

“国家最重要的职能有两个，一是维持国内的秩序，二是抵御外来的侵略。为达到此两个目的，于是便有了兵刑。中国从前的情势，在和平年代，是无所谓兵的。所谓兵，只是一种以兵的名义吃饷的群体，基本没有战斗力。回顾历史上各朝各代承平时代的军队，概莫能外。因为既无对立的外敌，又无必须预防的内乱。处此情势下，当兵的人和带兵的人，自然都不会预期去打仗，于是建国初期强大精悍的军队迅速**了。但私天下的人，何尝不想维持一支强大的军队以保护自己的产业？然有强兵而无用兵的目标，兵锋自然会转向内部，这又是最高统治者所最为畏惧的。因此绝对不敢加以整顿军队。所以，中国历史上，内乱既起，国家往往无可用之兵，要经过相当的阶段，新组建的军队才能发挥作用，一面打仗，一面训练和建设，从而发展成长为新的强军。洪扬之乱与湘淮军的崛起便是最好的例子……”

许文夫有些瞠目了。这是很敏感的话题。朝廷编练新军的声势造的很大，天下皆知。他这边讲对外对内的运用之妙，虽说是有道理，但听起来却很刺耳。第五镇刚刚举行了震动济南府的阅兵，如此强军，对内乎？对外乎？

龙谦继续讲，“至于刑法，在中国，维持秩序的，不是法律而是习惯。人犯了罪，是社会制裁而不是法律制裁。其原因既有政治上取放任主义而造成的政府的软弱无力，也有因地域广大，各地风俗不同，难以用一种法律。所以，习惯便逐渐取代了法律。还有一个原因，便是地方上的恶势力总是难以清除，如宗法处置等……

“由于近人不习历史，小智自私，小器自满。而历史之于任事，如棋谱之于行棋。晚清从曾国藩到李鸿章，对历史知识，素多储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