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不比天启任妃之疏远。任妃乃客氏养女，所以蛊惑熹宗者，其人流落民间，旋自出乞恩，且曾冒充天启皇后，为内监高永寿识破。此人求媚于清，而以太子为伪，自在意中。清乃又伪托为袁妃，致《实录》前后矛盾。盖北都所杀太子为真，南都太子实伪，但南中士民痛恨弘光，益盼太子为真而坚信之耳。逮刘良佐挟弘光回，南都市民至夹路唾骂，投以瓦石。以此为救亡图存之主，宜其难矣。故无论北向中原，即欲仅成偏安之局亦不可得，不能不谓马、阮之拥立为速斩明祀之因也。南都伪太子一案外，又有伪妃童氏，弘光之所不认，士民则皆以为帝之蔑伦失道。事不甚系兴亡，欲详当读南明专书。马、阮之归结，或言降清后有通福京文据被诛，或言马自走死，而阮则尚有导清兵炮攻金华以报私憾之事。亡国大罪人，即一死亦不足蔽辜，传闻纵有异词，于罪恶无所轻减也。

第二节 隆武朝事

附绍武建号

隆武帝讳聿键，为明疏属，原嗣封唐王，太祖第二十三子唐定王之后，父器墭为唐世子。祖端王硕熿，惑于嬖妾，欲立其爱子，囚世子十余年，王年十二从囚。世子为其弟毒死，地方守道知府沭端王以事露获罪，惧而请立王为世孙，王年二十八矣。逾三年，崇祯五年，端王薨，王嗣位。九年八月，京师戒严，王率护军勤王，又杀其两叔。事闻，下旨切责，部议以擅出境罪，废为庶人，安置凤阳高墙。凤阳陵阉索贿不得，用祖制墩锁法困苦之，有司廪禄不时，资用乏绝，王病几殆，妃曾氏刲股疗之始愈。南都立，大赦，出高墙，礼部请复故爵不许，命徙居广西之平乐府。乙酉五月，行抵杭州，南都已覆，王劝潞王监国，不听。时镇江总兵郑鸿逵、郑彩自京口，户部郎中苏观生自南都胥会于杭。逵、彩与王语及国难，沾泣襟袂，奇之，使所部卫王人闽。既而杭州文武大吏以潞王降清，二郑全师回闽，与巡抚张肯堂等议奉王监国。弘光元年六月甲戌，二十三日。次浦城。闰六月癸未，初二。各官迎谒于水口驿，南安伯郑芝龙、礼部尚书黄道周及肯堂三上笺劝进。丁亥，监国福州。鸿逵又议：“不正位无以厌众心，杜后起。”丁未，二十六日。即皇帝位，大赦，改元隆武，以福建为福京，福州为天兴府。上少遭患难，慨然以复仇雪耻为务，布衣蔬食，不御酒肉，敕司礼监：“行宫不得以金玉玩好陈设。”器用瓷锡，帏幄衾褥皆布帛，后宫无嫔御，执事三十人而已。郑芝龙进美女十人，留之而绝不御。中宫懿旨选女厨十人，上以为扰民不许。素好读书，博通典故，手撰三诏《登位诏》。与《鲁监国书》，群臣皆莫能及。在凤阳幽禁时，遭吏虐几殆，淮抚路振飞疏请加恩罪宗，置吏无状者石应诏于法，登极后感旧恩，募能致振飞者赏千金，秩五品。振飞至，拜太子太保，吏、兵二部尚书，文渊阁大学士。开储贤馆，定十二科取士，以苏观生领之。爱郑芝龙子郑森才，赐国姓，改名成功，命提督禁旅，即延平王也。是时宗室诸王流窜南方，臣民奉之建义者如云而起，其不忘明则同，而属望不一，无统摄号令可行，已与南都初建时物情迥异。义师前仆后继，徙为忠臣义士以死殉国之归宿。其稍能支持者，则以浙东张国维、朱大典、孙嘉绩等奉鲁王以海监国于绍兴，赖海上风涛能限戎马，人海中自保甚久。此外则倏起倏仆，亦有甫谋起事而已败死者。时李自成已一据京师而败；张献忠乃独霸于川中，以崇祯十七年之冬，十一月庚子十六日。据成都，称大西国王，大顺元年。自成死后，其众推其兄子锦为主，同自成妻高氏，归于湖广督师何腾蛟，一时增兵十余万，其属皆授总兵官，赐锦名赤心，高氏弟一功名必正，号其营为“忠贞营”，此军遂为南明之主力矣。

隆武之为君，胜于弘光者不可以道里计，而事势之不及弘光时亦不可以道里计。东南财赋之地，无一足资统摄之人，起义者数十百起，均散漫，徙供清军荼毒，稍能自立之鲁监国，即与福京势不相下，何以尊国势而御外侮？此不能尽责两方之不顾大局，其威信不素立，名分不前定，同时起事，拥戴者各认所主，无天然折服之道也。弘光时则惟定一君，又惟以南都为应建国之地，故使得南都建号者早为隆武，至少可偏安暂定，以后各视机会为进退。天生马、阮以破坏之，使明臣无择君之余地，则其不欲一姓再兴，若冥冥中有主之者矣。鲁与福京之龃龉别见第四节《鲁监国事》。

隆武帝之恭俭，承弘光之后，亦若崇祯之承天启，而其见短之处，亦正与烈皇相类。《明史·路振飞传》：“王每责廷臣怠玩，王即谓隆武帝。振飞因进曰：‘上谓臣僚不改因循必致败亡，臣谓上不改操切亦未必能中兴也。上有爱民之心，而未见爱民之政；有听言之明，而未收听言之效，喜怒轻发，号令屡更，见群臣庸下而过于督责，因博览书史而务求明备，凡上所长皆臣所甚忧也。’其言曲中王短云。”此可知其人君之度矣。帝始为郑氏所拥戴，闽中兵事惟郑氏擅之。芝龙以海盗受巡抚熊文灿之抚，至是拥众在闽，兄弟进侯封，子侄居显职，自负勋望，与辅臣黄道周争班列，欲占其上，不得则与廷臣不睦。又张战守兵数，饷不能给，则设助饷事例，大鬻官爵。趣使出兵，则以饷绌为辞。黄道周以武臣无出兵意，自请以使相募兵江西，为进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