你来我往地展开谈判、彼此各不相让的时候，一场精彩的好戏就此开演：

“‘我不是什么间谍，歌德，我现在不是，以前也从未担任过，以后也永远不会是。也许是你那行，可不是我的。我们来谈谈下棋怎么样？你喜欢下棋吗？我们来谈谈下棋好了。’

“他似乎没听见我在说话。‘你不是美国人？你也不是谁的间谍，甚至不是我们的？’

“‘歌德，说实在的，我已经有点烦了。我不是谁的间谍。我是我！我们现在要么就谈下棋，要么就请你另找话题，好吗？’我想我这么讲就能让他闭嘴吧！但他还是没有。他说他精通棋艺，在下棋的时候，若是一方心生一计，而没被对方看穿，或对方的注意力已经松懈，那么你就会赢。下棋时理论就是实际，但在生活中，尤其是在某种形式的生活，你会碰上一种这样的状况：一位棋手会对另一位棋手产生一种非常怪异的幻想，甚至有时他会自己创造一位他所需要的敌人。他问我同不同意他的说法，我对他说我完全同意。然后，他不再谈棋了，他用俄国人喝醉酒时的那种说话方式来谈他自己。他说他活在这个世界上的意义就只为了讲话给我听。他又说他像浮士德一样，生就两个灵魂，而这也就是他们管他叫歌德的原因。他母亲以前是个画家，但是她画她眼中所见之物，因此，很自然的，官方既不允许她办展览，也不允许她买颜料，因为我们眼睛所见到的任何东西都属国家机密。同时，即使你画的是想像作品，那也是国家的机密。即使这种所谓的机密根本永远都不会产生什么影响，但它还是国家机密。而且，如果那是彻头彻尾的谎言，那它就更是最需要保守的机密。他说他的父亲在劳改营里待了十二年，最后死于心力交瘁。他说他父亲的问题是：他是一个殉道者。受害人已经够糟了，圣人更糟。他说，但殉道者根本就是生不如死。你同意吗？

“我当然同意。我不知道我为什么会同意，但我是个很讲礼貌的人，而且当一个人抓住我的头，告诉我他父亲是坐过什么十二年牢才死的，我即使再不同意，也不预备和他争了。

“我问他的真实姓名。他说他没有真名字，他说这个名字是他的父亲取的。他又说在任何高尚的社会里，大家残害无知的人，但在苏联却完全相反，因此他们残杀他的父亲，因为他不像他的母亲，他拒绝因为心碎而死。他说他要对我做这个应许。他说他爱英国人。英国人是欧洲的精神领袖，是努力不懈的人群，是欧洲伟大理想的统合者。他说英国人了解说话与行动之间的关系，而在苏联，已经没有人会再相信行动了，因此下至升斗小民，上至居高位者，无不以空言代替行动、代替真理。现在连这种空言都无人愿意听，原因是大家既然知道无法改变现状，便也就懒得再去理会。否则，知道如何改变现状而又妄图改变者，可能连工作都不保；而不知如何改变者，也就只好永远安于现状了。他又说苏联之所以会弄到今天这步田地，是因为他们渴望成为欧洲的样子，但最后却注定变成美国样子，而美国人以物质的逻辑毒害了全世界。他们认为如果我的邻居有一辆车子，我就必须要有两辆。如果我的邻居有一把枪，我就必须要有两把。如果我的邻居有一枚炸弹，我就必须要有更大的，并且越多越好，至于这些炸弹能不能击中目标，则还是其次的问题。所以，我所需要做的，只是想像我的邻居会有多少把枪，并且再把数字加倍，这样，我就有了正当的理由去制造我想制造的东西。他问我同不同意他的看法。”

这真是个奇迹，他一口气讲到这儿，居然没人插嘴，甚至连沃尔特也吭都不吭一声。巴雷停止说话，大家也都三缄其口。房间内静得连椅子的吱吱声都听不到。

“我同意，我完全同意，歌德。任何事情都比我被问是不是英国的间谍要来得好。之后，他开始谈十九世纪的伟大诗人和神秘学家比居林。”

“是佩切林！”沃尔特终于忍不住失声怪叫了起来。

“对！是佩切林。”巴雷点头说道，“佛拉迪米尔·佩切林11。佩切林要为人类牺牲他自己，他死在十字架上，他的母亲倒在他脚前。他问我听说过他没有？我说没有。他说佩切林去爱尔兰当修道士。但是歌德无法这么做。因为一则他无法拿到签证，二则他也不喜欢上帝。佩切林喜欢上帝，但他不喜欢科学，因为科学没把人的灵魂放在眼里。我问他多大年纪，我问的是歌德，不是佩切林。他现在看起来像是只有七岁，但又似即将步入一百岁。他说他离死比生更近，他说他已五十，但又像才刚出娘胎不久。”

沃尔特又插了进来，但这一次比较温和，像是在教堂里的人，不像他平常失声怪叫的样子。“你有那么多的问题可以问却不问，反单挑他的年龄问，有何理由？此刻问他多大年纪，又有什么重要性？”

“一来是他令人不安，二来他除了皱眉头以外，脸上看不出一丝皱纹。”

“而他说的是科学，不是物理，是吗？”

“是科学。然后他就开始背诵佩切林的东西。他一边说，一边翻译，先讲俄语，再讲英语。‘……憎恨自己的国家、渴望它毁灭是多么快意的事情……只有它毁灭了，全人类才有复兴的一丝曙光。’我也许不是说得一字不漏，但也八九不离十了。他说佩切林了解一个人在爱他的国家之同时亦有可能憎恶其制度，佩切林疯狂地爱着英国，歌德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