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帮他重新回到这个圈子里来。而你是个好人，你懂我的意思吗？”

他们已经拥抱了好几次。

“尤里。”巴雷说，“我的老妈曾告诉我说你们全都是克格勃的人。”

“连我也是吗？”

“你最特别，她说你是最坏的。”

“我爱你！你听到没有？把你的儿子送来给我。他的名字叫什么？”

一点三十分了。距离他们预定赴约的八点十五分又近了一个钟头。

黑色的木材，丰富的食物，毕恭毕敬的仆役，整个气氛像是男爵狩猎的小屋。他们现在正坐在“作家协会”阳台底下的长桌旁边。亚力克·萨巴提尼再一次主持这个会议。有些六十年代颇有潜力的作家晃了过来，听了一下又晃了开去，临走还把他们那些伟大的思想给一并带走了。萨巴提尼指出哪些是最近刚从监狱中放出来的，哪些又是他认为即将进去取代他们的。文化官僚推开椅子，站起来练习着他们的英语。维克娄做翻译，巴雷则到处散发着他的光芒。大家手中都拿着果汁或是黑标威士忌。巴雷向萨巴提尼保证，说这个世界一定会更好，就好像他是个世界问题专家一样。

他轻率地引用季诺维也夫的话：“这个世界什么时候会完蛋？当大家不再等着进坟墓的时候吗？”

这是指列宁的陵墓。

这次，掌声不再如此的震耳欲聋了。

两点钟了。依照新订的饮酒法，并且也恰如其时，侍者端来一瓶酒，萨巴提尼则从巴雷陈旧的手提箱中诈出一瓶伏特加酒。

“尤里是不是告诉你，说我是克格勃？”他很悲哀地问道。

“他怎么会呢？”巴雷一本正经地说着。

“你不要以为他只对你一个人讲，他对所有的西方人都是这么说的。事实上，有时我会替尤里担心，他是一个好人，但是大家都知道他是一个差劲的出版商，所以，像他这么样的一个犹太人如何能获得地位呢？他的小儿子上个星期在萨格斯克受了基督教的洗礼。你又如何为他解释呢？”

“这不是我的问题，亚力克。为自己想，也要替别人想，到此为止。”说完，他侧着脸说，“维克娄，我们回去吧！我已经清醒了。”

六点钟以前，巴雷又参加了两个大型聚会，并且奇迹似的推掉了将近半打晚间的其他邀约。他回到旅馆，打开了水龙头冲澡，打算让自己清醒清醒。维克娄透过门对他大声重复刚刚听到的那些出版界人士所说的笑话。维克娄之所以会这么做，是因为他受奈德之命，一定要紧跟着巴雷寸步不离，直到事情办完为止，以防他一时怯场，或说错了台词。

7

在苏维埃伟大的开放政策进行到第三年的这个时候，敖得萨旅馆在苏俄水平粗劣的旅行业中，虽然算不上顶好，但也不是最差的。但这家旅馆还真是够破的，更可笑的是这还不是人人都能住得进去的。它只收卢布，不收美金，连客人到它的酒吧喝酒都不能支付外币。好几个从明尼苏达风尘仆仆远道而来的旅行团，团员个个哭丧着脸，吵着叫着要找回他们丢掉的行李。此地照明极差。那一盏一盏的铜灯和挂满了画的餐厅只会引人想起它过去惨淡的历史，而绝不会让人觉得苏俄如今是一只浴火凤凰。当你从那摇晃颤抖的电梯中走出时，面对着你的是那一层楼客房经理的晚娘面孔。她窝在那间包厢里，四边挂满了脏兮兮的钥匙以及陈旧的电话。和她面对面的接触之后，你马上就会觉得好像又回到了童年时代最令人讨厌的学校。

然而，到目前为止，苏俄的改革也还仅及于“只闻楼梯响，不见人下来”的地步。

不过，话说回来，对那些专程来此看改革的人来说，近日的敖得萨显得颇有朝气，仍然是蛮幸运的。负责接待的女性在冷峻的目光后面，仍然保有一颗温柔的心；而大家也都知道她们是不会在你每一次回来的时候都要检查你的通行证。她们会向你眨眨眼，示意你赶快上电梯，如果你对餐厅经理施一点小惠，他就会引你到一处幽静的雅座。每晚的六点到八点之间，一楼的大厅就变成了万国盛会的场所。有从塔什干来的穿着入时的行政官员，有来自土库曼和乔治亚、目光森冷的党工，有从阿克尔港来的海军工程人员，此外，更有从古巴、阿富汗、波兰、罗马尼亚、东德来的大老粗。这些人从机场乘坐大巴到达旅馆，一窝蜂地下了车，挤到阴森的大厅里，去向地主国致敬，并且把一箱箱的随身行李拖到演讲台。

而巴雷自己呢？虽然是被人逼着从异乡来干特务的，但到了这步田地，也只好随遇而安了。

首先，他坐了下来。他之所以会坐下来，也是因为有一个老女人捶着他的肩膀，命令他就座。他坐的地方靠近电梯。坐下之后不久，旅客们放在他四周的皮箱和包裹就把他围了起来。最后，他移到了一尊柱子旁边，让柱子挡着他，并且频频向四周的人道歉。他看着玻璃门开开关关，一会儿因众人阻隔而在视线中消失，一会儿又出现了。他一手拿着简·奥斯丁的《爱玛》在胸前舞动着，另一手则提着他从希思罗机场带来的一只非常难看的手提袋。

辛好，卡佳来了，也把他从人群中给救了出来。

他们的这次约会不是秘密，而他们的举止也毫无不可告人之处。在同一瞬间，他们不约而同地进入对方的眼帘。卡佳仍然被人潮挤着进入大门，而巴雷则举起他手中的书挥舞着。

“哈啰！我是巴雷，你好！”他叫道。

卡佳消失在人潮之中，又带着胜利的姿态钻了出来。她听到他呼喊吗？不过，她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