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

但是我认为他也有可能不按牌理出牌。因此，我认为在巴雷身上所能做出的最坏打算，也只不过就是当那位机长宣布他的飞机又回到了苏联领空时，他鼓掌叫好而已。

就在同时，布拉克已经说动了警方用紧急广播呼叫市内的出租车司机们，询问有无任何一位曾在五点三十分的时候，在旧康普敦街载过一位手拿萨克斯管、身材高瘦的人。当时的目的地是武士桥，但是在车行途中，这位乘客又改变了目的地。还有，他拿的是高音的萨克斯管，尺寸只有中音萨克斯管的二分之一左右。约十点时，那个司机出现了。这辆出租车一开始的时候的确要往武士桥走的，但是，车子开到特拉法加广场的时候，巴雷突然改变了心意，要那位司机载他去哈雷街。计程表跳到了三镑，巴雷给了他一张五镑钞票，且告诉他不用找了。

在沃尔特的记录帮助之下，奈德奇迹似的脑筋一转，找着了他要找的那个人：安德鲁·乔治·马奎第，又名安迪。在我们的记录中，他曾是个号手，与巴雷仍保持联络。三个星期以前住进哈雷街的慈善修女救济院，底下用铅笔潦草地标注为编号47A，沃尔特在这张小纸上还加注：马奎第是灌输巴雷“人难免一死”观念的导师。

我仍然记得我当时是如何用双手握着奈德车子的方向盘。我们到了救济院，才知道马奎第已经注射了镇静剂。巴雷曾经和他坐了一个小时，他们交谈了几句话。那位刚刚才来值勤的女舍监给了巴雷一杯没有加牛奶，也没有加糖的茶。巴雷曾经拿出他的酒瓶，倒了一点儿威士忌在茶里头。他曾经邀请那位修女喝威士忌，但是被她拒绝了。他问她是否可以为老安迪奏几首他最喜欢的歌曲。在获得她的首肯之后，他轻轻地吹了十分钟。有几位修女聚集在走廊上听他演奏，其中有一位听出那首曲子就是贝西的《忧郁与感伤》。他留下了电话号码以及一张一百镑的支票，给那位在门口摆了钢制收银盘、看来像“赌桌上收赌注的人”。那位女舍监也告诉过他，他若愿意，随时可以再来。

“你们该不会是警察吧？”在我们道别的时候，她面带不悦地问我。

“我的天！不是。我们为什么必须是呢？”

她摇了摇头，避不作答，但我想我知道她在巴雷身上察觉出些什么。她感觉出他是在逃避、隐藏自己的行踪。

我们兼程赶回了苏俄司，奈德在车上使用了汽车电话，命令布拉克列出所有的俱乐部、音乐演奏厅以及在伦敦地区所有今晚可能演奏爵士乐的酒吧名单。他为了这件事，会尽他所能地召集所有他能够召集到的监视能手。

我另外强调一点微不足道的律师忠告：布拉克或任何一个监视人员都不得限制巴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