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由最近的反省当中，他体会到那些重大的课题正逐渐压过那些琐碎之事。

他把自己看得非常透彻，甚至连自己都深感惊讶。他审视了一遍之后，又再审视了一番，然后转一转身，再哼了两首曲子。他回到刚才所想的地方，清楚地知道他没有忽略过任何细节。

没有忽略他的语调中一显即逝的不定感，也没有忽略那掠过她幽黑的眼窝里怀疑的阴影。

没有忽略歌德以他极为工整的笔迹取代了他往昔那种潦草的写法。

没有忽略歌德那用尽心机对苏俄官僚和伏特加酒的嘲讽。

没有忽略歌德打从心底对自己待她的方式发出了悲哀的忏悔。二十年来，他随兴所至，无所不用其极地对待她，包括把她当做自己用完即扔的送信人。

也没有忽略歌德对她的随便许诺，只要她现在还留在这场游戏当中，他将会对她有所报答，而实际上歌德已经对将来不存任何希望。他所迫切追求的，只是现在，正如他说过的：“只有现在！”

但是，从这些充其量也只不过是理论的理论中，巴雷的心思一下子就毫不费力地转到了他知觉的深处：就歌德的观念及他所成就的事来说，歌德是对的。并且，在他这一生中大部分的时间里，歌德是站在一个腐败、一个让他生不逢时的方程式这一边；而巴雷呢？却身不由己地站在这个方程式的另一边。

如果巴雷有权利做选择的话，他宁愿选择歌德的路来走，也不愿选择奈德或其他任何人的。而此刻他已选择做一个在两种极端都迫切需要他的中间地带公民。

从皮里德尔基诺遇到歌德开始，似乎所有的事情都在印证这一点。旧有的主义已经死了，共产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竞争在啜泣中结束。那种高调已遁逃至那些老狐狸的地下密室里，而那些人在曲终人散后仍兀自舞蹈着。

至于他对自己国家的忠诚，巴雷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只在于哪一个英国才是他所要服务的。他对这个至高无上帝国最后的梦想已经幻灭。那种狭窄的民族主义已经让他望而生厌。他宁可被它践踏，也不愿与它一起迈步向前。到目前为止，他所知道的一个英国——一个更美好的英国，是存在他内心中的那一个。

他躺在床上，等着恐惧来擒服他，但是它没有来。反倒是，他发现自己在下着一种斗智的棋。这是因为下棋是一种和几率有关系的游戏，而现在的他，似乎最好在安静中盘算自己所拥有的几率，而不是在屋顶行将坍塌之际才去尝试与分类整理有多少几率。

因为如果没有发生大决战的话，就什么损失也不会有。但是如果真的发生了，那该抢救的可就多了。

所以，巴雷就开始思考了。也因为要思考，巴雷就开始以冷静的心来做准备。奈德如果至今还在操控着全局，也会要他这么做的。

他一直思考到了清晨，才打了一个盹儿。醒来之后，他又继续思考。就在他高高兴兴地步行下去吃早餐想找些展览的乐趣时，他已经满脑子在想些傻子们所形容为“无法想”的事情了。

14

“唉！得了吧！奈德。”克莱福装腔作势地说，脸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对眼前那套神奇的无线电传送系统赞叹不已。“蓝鸟以前也病过，有好几次了。”

“我知道，”心烦意乱的奈德说道，“我知道。”接着他又说，“也许我挂心的不是他病了没有，而是他写了些什么没有。”

薛里顿手支着下颚，一边听着奈德讲话，一边听录音带。奈德和薛里顿之间已经发展出一种亲密的关系。在行动作业中，这种发展是必然的。他们现在正在处理权力交接问题，就好像在许久以前也曾经有过这种情形。

“但是，亲爱的，每一个人在生病的时候，都会这么做的，”他大声说道，但对于人性的了解显然有错误的判断，“我们会写信给全世界的！”

我从来没想过克莱福会生病，或者他还有可以写信的朋友。

“我不喜欢他把话家常的信件交给神秘的中间人。我也不喜欢他说要把更多的资料带去给巴雷。”奈德说，“我们知道他平常是不会写信给她的。也知道他非常的机警，绝对不会轻易犯任何一个错误的。但突然间他病了，而且在病中一口气就写了一封五页的情书，托伊格带给她。伊格是什么人？伊格是在何时把信交给她的？如何交给她的？”

“他应该把那封信给照下来的，”克莱福说着，话中有些责怪巴雷的意味，“要不然就是把那封信拿走，不管是哪一样，他总该做一样吧！”

奈德太过沉浸于自己的思维之中，否则他一定会对这个建议嗤之以鼻的。

“他怎么能呢？她只知道他是个出版商呀！”

“除非蓝鸟另外告诉了她。”克莱福说。

“他不会的。”奈德反驳道，接着又回到了他的思维状态。“有一辆车，”他说，“一辆红色的车，接着又来了一辆白色的车。你看过那一份监视报告。那辆红色的车先来，然后那辆白色的车来接替。”

“那纯粹只是推测而已。想想看，一个风和日丽的星期天早晨，全莫斯科的人都会到郊外去玩的。”克莱福好像对敌情已经了如指掌。

他等着奈德有所反应，但是他的希望落了空，所以他又绕回到那封信的问题上。“卡佳对那封信一点怀疑也没有，”他举出反对的理由，“卡佳并没有大声哭号。她高兴得不得了。如果她都没嗅出什么异样，而且斯科特·布莱尔也没有，那我们又有什么必要坐在伦敦？”

“他要一份‘购物清单’，”奈德说着，好像他仍在倾听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