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的北方佬！里格比把我降级为打杂的——泡泡咖啡，去拿这个去拿那个，想要什么就叫我去拿。我是该州工资最高的打杂工。里格比真是个没知识又顽固不化的乡巴佬。许多年轻助理也同意我的观点，尽管他们大部分也是当地人，但思想上却惊人的自由。

在部门里，我很受年轻单身汉们的欢迎。我和检察长的这些部下交上了朋友，我还有2万美元的不义之财，于是慷慨地把钱挥霍在他们身上，请他们在高级饭店里吃大餐、乘船郊游、在豪华的夜总会里花天酒地。

我故意给他们一种自己来自纽约有钱人家的印象，但我不会直接说出来挑明。我住在一个豪华招摇的湖景公寓里，开着租来的捷豹，堆满高档衣服的衣柜都够得上一位英国公爵的。我每天穿不一样的衣服上班，一方面是让自己开心，但更主要的是，我有那么多行头似乎让里格比感到不爽。在我的印象中，他只有三套西装，而其中一套我敢肯定是他那南联邦上校的祖父传下来的。里格比为人也挺小气的。

如果说里格比对我的衣着打扮十分反感的话，其他人对此倒还挺赞赏。某天在法庭上，正在审理的案子稍微有所延迟。其间，法官在长椅上向前探出身子，对我说：“康拉德先生，你对本次出庭的法律程序可能没有技术上的贡献，但你的出席无疑为我们增添风采，先生。你是我们南方穿着最讲究的打杂工，律师，本庭对你表示称赞。”这是真心在表扬，我十分高兴，虽然里格比听了差点中风发作。

事实上，我对自己这个打杂的角色非常满意。我并不希望真的去受理什么案子。那样子太危险了，说不定我对法律一窍不通的事情就会暴露。而且大部分时间，我和里格比做的事情都是枯燥乏味的，这种烦人的工作最好叫他一个人去处理。偶尔，他也会分我点好处，允许我写某项可有可无的土地纷争问题报告，或者对某个既定案子做公开论证，而我也的确喜欢做这些事情。我认为，总的来讲，自己没有给法律行业抹黑。里格比是一个非常能干的律师，我坐在他后面也学到了很多东西，比我在法律书和考试中搜集到的知识可要多得多。

基本上，我这个职务就是一个避风港，一个不大容易被猎狗发现的藏身之处。如果你在搜寻一个罪犯，你是不大会想到在检察长手下的检察官中去找的，尤其当你要找的还是个十几岁大的中学辍学生。

我在检察长手下干了几个星期后，戴安娜被调派到了达拉斯。失去她，我只是稍微难过了一下。我很快就搭上了格洛丽亚，她是该州一名高官的女儿。格洛丽亚是个活泼漂亮、充满活力的姑娘，要说我们的关系有什么美中不足的话，那就是她不能完全算得上是贴身伴侣。但我开始明白，一个女人穿着衣服也能同样讨人喜欢。

格洛丽亚来自一个虔诚的卫理公会家庭，我经常陪她去她的教堂，同时也让她明白我是不会改变信仰的。这种尊重各个宗教派别的姿态获得了她父母的欣赏，而其实我自己也挺乐在其中。甚至，我还同该教堂年轻的牧师建立了亲密的友谊，他说服我参加教会的一些青少年项目活动。我积极地参与了本市贫民窟地区几个儿童乐园的建造，并且在管理其他一些青少年项目的几个委员会里工作。对于一个骗子来说，这是一种奇怪的消遣方式，但我丝毫不觉得这是伪善。我生平第一次无私地奉献自己，没有考虑任何回报，这真的让我感觉很好。

然而，一个罪犯在教会的葡萄园里辛勤耕作，无论他的劳动多么有价值，都不应该做得太过火。我接受了太多委员会的任命，于是葡萄开始变酸了。

就在这个特别的小组里，有一个正宗的哈佛大学毕业生。不仅如此，他还是哈佛法学院的毕业生。见到我，他高兴极了，简直是狂喜。之后我才对哈佛人有所了解。他们就像獾一样，团结在他们自己的洞穴里。一只孤独的獾一定会找到另一只獾，一个在陌生环境中的哈佛人也一定会找到另一个哈佛人。他们也一定会一起谈论哈佛。

这个人立即向我猛扑过来，用他全部的热情，就像斯坦利在神秘的非洲遇到利文斯顿【19】一样。我是哪一届毕业的，哪些人当过我的导师，我认识哪些姑娘，我属于哪个俱乐部，经常去哪些酒吧，有哪些朋友？

第一天晚上，我要么含糊其辞，要么集中谈论手边委员会的事情以避开他的问题，总算是成功搪塞过去了。但后来，他一有机会就来找我。他打电话来约我一起吃午饭，如果在附近，就来办公室找我。打电话来要么邀请我参加派对或者郊游，要么打高尔夫或者参加一些文化活动。而且每一次，他都能把话题引到哈佛上去。我都在哪些教学楼里上过课，知道某某教授吗，认识哪个剑桥古老家族的人吗？哈佛人与哈佛人之间交谈的话题似乎很有限。

我无法回避他。当然，他的很多问题我都没办法回答。他起了疑心，将我作为一个冒牌哈佛人，不然就是个冒牌律师，开始对我“立案”调查。当我得知他正从几个方面大量调查我的背景、严肃地询问我的诚实可信度之后，我知道这已经是个“既判”案件了。

就像谚语中所说的阿拉伯人一样，我卷起帐篷，悄悄地溜走了。不过，我也没忘记去领最后的那份工资。我向格洛丽亚告别，虽然她没有意识到这是个永别。我只是对她讲，家里有人去世，必须回纽约待几个星期。

我把租来的捷豹还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