么非要背叛法官的信任不可。也许是因为我想起了曾经蹲过的肮脏不堪的波士顿监狱。当然，和佩皮尼昂监狱比起来，那也算是豪华的了，不过，即便美国的监狱能和法国的这样放在一起比较，我也不想蹲进去。在克利潘监狱和马尔默监护所的那六个月已经把我宠坏了。

这架飞机的型号是我非常熟悉的VC-10，它是一架英国子爵号飞机。英国海外航空公司的一位飞行员曾经带我参观过VC-10，向我详细介绍了飞机的每一个结构，甚至包括厕所的构造。

根据我以往的飞行经验，我知道这架飞机会在肯尼迪机场的第十三号跑道上着陆，落地后大约需要十分钟的时间滑行至航站楼。

在飞行员准备着陆进场的前十分钟，我站起来，慢慢走向后面的一个盥洗室，然后把自己反锁在里面。我知道抽水马桶底部有脱离旋钮，于是把手伸下去，摸到了，接着把它们拔出来，再扭一下，整个马桶，一个独立的抽水设备就被我提起来了，下面露出两平方英尺的舱盖，在飞机着陆后可用来接真空管。

我等待着。随着一阵颠簸，飞机落到了地面，然后飞行员反转了发动机并放下襟翼增加阻力，飞机开始慢慢减速。我知道当飞机滑到跑道的末端，飞行员会把飞机掉头转向通往航站楼的滑道，这时他基本上就什么都不用做了。我估摸着飞行员差不多到了那个时间点，就钻到原先安马桶的地方，打开舱门，慢慢挤了出去，两只手紧紧抓住舱门，悬挂在离跑道十英尺的上方，一边还不停地摇晃。我知道当我打开舱门的时候，驾驶室的蜂鸣器肯定会哔哔作响，不过，根据我过去的飞行经验，我也知道，飞机着陆时的冲击经常会把舱盖震开一点，因此，既然飞机已经落地，飞行员通常就会把蜂鸣器关掉，因为这时即使舱盖开了一点也不会有什么危险。

其实我并不真正关心这架飞机的驾驶员是不是会这么做。我们是在夜里着陆的。当这架巨大的飞机慢慢滑行准备停下的时候，我松开紧抓着舱门的手，拔腿就跑。

黑暗中，我径直穿过跑道一路狂奔，后来我得知，没有任何人注意到我的逃逸，直到怒气冲冲的奥莱利和其他联邦调查员搜遍整个飞机，发现了那个被拔出来的抽水马桶时，才恍然大悟。

机场的一侧是范威克高速公路，我攀过一道铁丝网护栏，然后搭了一辆出租车。“纽约中央火车站。”我对司机说。到了车站，我用那张20美元的零花钱付了车费，又买了去布朗克斯的火车票。

我并没有回家。我觉得父母的房子肯定会受到警方的监视，不过，我先后给母亲和父亲打了电话。这是我在五年多来第一次听到他们的声音，无论是父亲还是母亲，包括我，电话打到最后都是哭哭啼啼。他们两个都恳求我回家，并且向警方自首，我拒绝了。尽管我因为违背了对马尔默法官的诺言而感到十分羞愧，但是我觉得，我在监狱里蹲的时间已经够长了。

其实，我去布朗克斯是为了去见一个姑娘，我在她那里藏了一些钱和衣服，有件西装的口袋里还有一串蒙特利尔银行保险箱的钥匙。她看到我十分吃惊。“我的天啊，弗兰克！”她惊叫，“我还以为你就这样永远消失了。你要是再来晚几天的话，我就打算把你的钱用了，再把你的衣服送给救世军协会【28】。”

我没有时间久留。因为我并不确定联邦调查局已经追查到了我多少个女朋友和熟人，也不清楚是哪几个，但我知道他们的确已经查获了一些。我自己留了50美元，把剩下的钱都给了她，然后拿起衣服匆忙离开，随即乘火车去了蒙特利尔。

我藏了2万美元在蒙特利尔银行的保险箱里。我打算把钱拿出来之后再赶一架最近的航班去巴西圣保罗，然后在那里过一辈子。人在监狱里蹲着，总会听到一些有意思的信息，我在监护所的时候得知，巴西和美国之间没有引渡协议。因为我没有在巴西犯过罪，所以即使我在巴西被抓到，巴西当局还是会拒绝将我引渡回去的，这让我觉得那里会安全一些。

我把钱拿出来了，但没能坐上飞机。我正在蒙特利尔机场排队买票时，有人拍了拍我的肩膀。我回过头，看到一个加拿大皇家骑警，他高大壮硕，长得倒不错。

“弗兰克?阿巴格内尔，我是詹姆斯?黑斯廷斯警察，你现在被捕了。”这名骑警面带友好微笑着说道。

第二天，我被送到了纽约和加拿大的边境，交给了美国边境巡逻队，他们又把我移交给了联邦调查局特工，然后我被带到了纽约，并关进了那里的联邦看守所。

一位联邦专员提审了我一次，然后他把我的保释金定在25万美元，并把我还押至看守所，等候各方起诉人决定最终的审判地点。

两个月后，佐治亚州北部地方的律师获得优势，于是，美国联邦执法官将我送至佐治亚州富尔敦县拘留候审。

富尔敦县的监狱就像是虫子的巢穴，一个活生生的蟑螂窝。这个恶心的监狱有间活动室，我在那里遇到了另一位犯人。“告诉你一个坏消息，伙计，”他对我说，“这个烂屋子里唯一像样的地方就是医院了，不过你只有快死的时候才能去那儿。”

活动室里唯一像样的设备就是一部公用收费电话。我投了一毛钱进去，拨打了值班警察的电话。“我是约翰?佩茨基医生。”我用非常权威的口气说道。

“我的一位病人被关在你们监狱，他叫弗兰克?阿巴格内尔。阿巴格内尔先生患有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