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是还有一种可能，弗洛拉姨妈说，这可能是一个法国姓氏，原本是Champ de laiche，意思是“莎草地”。这么说，查德列家族有可能是跟随征服者威廉来到英格兰的。

伊莎贝尔姨妈说自己没读过多少书，英格兰历史上她唯一知道的人物就是苏格兰玛丽女王了。她希望有人告诉她，征服者威廉的时代是在苏格兰玛丽女王之前呢，还是之后。

“莎草地，”我父亲愉快地说，“那确实发不了什么财。”

“我可分不清什么莎草和燕麦，”艾丽斯姨妈说，“但是姥爷说过，他们在英格兰很有钱，是当地的贵族。”

“之前，”弗洛拉姨妈说，“而且苏格兰玛丽女王甚至都不是英格兰人。”

“我看名字就知道了，”伊莎贝尔姨妈说，“所以……哈哈。”

她们每个人都相信，无论详情如何，祖父（外祖父）家一定遭受过某种灾难，然后败落了；在她们身后，在遥远的英格兰，有土地、房子、安逸的生活和家族的荣耀。她们想起自己的祖父（外祖父），怎么可能不这样想？

曾外祖父曾在福克米尔斯镇的邮局工作。他的妻子，不管是不是被他引诱的女仆，为他生了八个孩子后去世了。等大一点的孩子们出去工作，为家里挣钱了（没必要浪费时间让他们接受教育），这位父亲马上就辞了职。跟邮局局长吵架是他辞职的直接原因，不过他确实是不想干了，决定待在家里，让孩子们供养他。曾外祖父有股绅士派头，他博览群书，能说会道，也颇有自尊。孩子们尽心赡养他，本本分分地干着最普通的工作，但是都鼓励自己的孩子（每人只生了一两个，大多是女孩）去读商学院、师范学院或护士培训学校。这些孩子就是我母亲和她的堂姐妹、表姐妹们。她们经常谈论自私、任性的祖父（外祖父），但对于辛苦工作、体面生活的父母，却几乎绝口不提。真是个老势利眼，她们说，可是又那么英俊，哪怕老了都还风度翩翩；骂人的话脱口而出又恰如其分，说话那么尖刻。有一次，在遥远的多伦多，就在伊顿百货商店的一楼，福克米尔斯镇马具店老板的老婆上去和他打招呼。那个女人没有恶意，也没有头脑，她朝曾外祖父大声喊道：“瞧，大老远地在这儿碰到家乡来的朋友了，真是叫人开心哪！”

“夫人，”曾外祖父说，“我们不是朋友。”

他也真是够讨厌的，姨妈们说，夫人，我们不是朋友！这个老势利眼。他昂着头迈着大步，像只漂亮得能得奖的公鹅。还有一位低等阶层（在他看来）的女士，得知他感冒了，好心好意给他送来一些汤。他坐在女儿家的厨房里，还不是自己的地盘上，泡着脚，身体虚弱，实际上都快死了，就这样，竟然还有脸不搭理那位女士，只打发女儿去道谢。他看不起那个女人，那个女人的语法很糟糕，牙齿也掉光了。

“可是他自己的牙齿也掉光了！一颗都没有了！”

“自命不凡的老怪物。”

“依靠孩子们生活的寄生虫。”

“自大又虚荣，这就是他。”

说这些的时候，姨妈们哈哈大笑，语气中满是得意和自豪。有这样一个祖父（外祖父），她们感到很骄傲。她们觉得，拒绝和地位低的人说话这种做法无礼而又刻薄，自以为与众不同（尤其是牙齿都掉光了还这么认为）这种想法也很荒谬，但从某种意义上说她们还是很欣赏他，发自内心地欣赏，欣赏他的出言不逊和骄傲自大：前者浪费在了老板——那个呆板的邮局局长身上，后者浪费在了邻居——加拿大居民身上。（真遗憾，那个没有牙齿的邻居说，那个可怜的老家伙，他都认不出我来了[5] 。）她们甚至可能欣赏他让别人供养自己的决定。她们称他为绅士，用讽刺的口吻谈论他，但有这样一个祖父（外祖父）还是让她们很高兴。

对此，我始终不能理解。我身上有太多苏格兰血统，太多父亲的特征。父亲是一个一丝不苟的平等主义者，永远不会承认人有高低贵贱之分。他决不会对任何人“哭哭啼啼”，就像他说的那样，而是对任何人都不卑不亢，平等相待。我和父亲一样。后来我想过很多次，父亲是不是因为过于谨慎，或出于什么更细腻的情感，才有了这样的立场；也想过，在我们内心深处是否真的没有那种与生俱来、不容置疑的优越感——这一点我母亲和她那些没有恶意但势利的姐妹永远都比不上。

很多年以后，我收到一封来自英格兰查德列家族的信，当时也没有太在意。信是一位年长的女士寄来的，她在整理族谱。在英格兰确实有这个家族，他们没有抛弃海外的族人，而是在四处寻找我们。他们知道我的曾外祖父，族谱上有他的名字：约瑟夫·埃林顿·查德列。根据婚姻登记本的记录，他的职业是肉店学徒。1859年，他娶了一个名叫海伦娜·罗丝·阿穆尔的女仆。这样看来，他和女仆结婚这件事是真的，但在牛津大学欠赌债的事可能并不存在。试问有哪位绅士会在牛津大学欠债后跑去肉店当学徒？

我忽然想，如果曾外祖父一直干屠宰这一行，他的孩子们也许会上高中，他也许会成为福克米尔斯镇的有钱人。来信的人没提到查德列家族和乔姆利勋爵有什么关系，也没提到莎草地或征服者威廉。我们所属的家族是由仆人和手艺人组成的正派家族，偶尔也会有买卖人和农民。要是在很久以前知道这个事实，我可能会很震惊，觉得难以置信；后来，我一心想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