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她们保持距离，自己一个人锁在书房玩牌，当他听到有人转动门把手，而他故意不去理会的时候，他感到一种很大的满足。他甚至在每逢星期天去强尼墓地的时候，独自一个人去而没有和妻子和儿媳妇一起去。在公墓转悠了一圈让他心情又好起来。四月的黄昏他去散步，在整天都开着的超市买了一口袋糖果，橘子甚至还有个椰子，这些都是晚餐桌子上大家欢迎的食物。

“米拉贝尔。”法官对马龙说，“如果当时送她去约翰·霍普金医院生孩子就好了。但是我们家女人都是在家里生孩子的。谁知道会出这个状况。再说，人都是事后明白，当时糊涂。”他结束了这段话，不再提他那因生孩子死去的儿媳妇。

“米拉贝尔死得很可惜，”马龙只是想说些什么，“现在女人已经很少会因为生孩子死去，所以真遇上了就格外令人伤心。她每天下午都到我的店里来买卷筒冰激凌。”

“她喜欢吃甜食。”法官说话时露出非常得意的神色，因为他也因此受益，他经常会说：“米拉贝尔喜欢吃草莓酥饼”或者类似的这些精美小吃，把他自己的馋嘴说成是怀孕的儿媳妇想吃。妻子蜜西活着的时候很有办法，也很有坚定的策略，一直把法官的体重控制在三百磅内，她也从不提什么卡路里、节食之类的字眼，她只是偷偷读食品上写的卡路里表格，然后仔细调配食物，法官对此一无所知。

“最后城里每个小儿科大夫都咨询过了。”法官几乎是辩解地说，好像他因为没有好好照顾亲人受到了责备，“但是这是很罕见的一种毛病，没有人能预知。到了我该死的日子，我会后悔没有一开始就送她去约翰·霍普金医院。他们擅长处理疑难杂症和罕见病的。如果不是他们，我今天也早就死了。”

马龙从这些对其他人疾病和死亡的谈话中得到一些慰藉，他轻声地问：“你的病是属于复杂还是罕见？”

“也不是那么复杂和罕见，只是有些怪，”法官扬扬自得地说，“当我最亲爱的妻子死后，我感觉太糟糕了于是开始自掘坟墓。”

马龙吓得一哆嗦，眼前浮现出一幅生动的画面：他的老朋友在坟地里用牙咬着泥土，痛苦地哭号。由于自己的病，他对这种突然出现的画面毫无防御能力，不管怎么抵抗都没有。对疾病的主观认识是如此强烈，马龙对即使是最温暖和客观的感念都会产生强烈的反应。比如，只是提到一个很普通的可口可乐名称，就会让他感觉羞愧和耻辱，认定这个公司不是一个好的供货商，这只是因为他妻子买了他们的股票，她是用她自己的钱买的，并把它们放在米兰信托银行一个保险柜里。这些反应来自内心深处，是一种本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