修剪指甲，我还有口臭。我一辈子都在努力打扮自己，可是今天在机场，你上下打量我的时候，你一定以为——‘她肯定是病了！’”

“那不是真的，无论我看上去什么样，我的脑子从未像现在这样清楚。”

“有时，你会发现我的声音听起来有些异样，就此你可能会认为我不太正常。但是假如你不相信我，你怎么能指望我轻轻松松地和你谈论如此严肃的话题呢？你怎么能指望我直奔主题，三言两语就告诉你到底发生了什么呢？如果我只是简单地说个大概，你会被吓坏的。你会摇头，会质疑，却得不出任何的结论。你只会听到像‘谋杀’和‘阴谋’之类的字眼儿，你能接受吗？不能，我必须挨个地给你讲述细节，你必须了解整件事情发生的前前后后，否则的话，你也会认为我疯了。你也会把我送到那些维多利亚时代建造的收容所里去，天知道它们在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你会告诉医生我的脑子出了问题，然后他们把我当成罪犯一样关起来，直到渴求自由的意愿压倒一切，直到我在药物的作用下变得麻木，直到我承认即将告诉你的一切都是谎言。记住，你的力量比我大得多，我应该害怕你。看着我，丹尼尔，看着我！我很害怕。”

这已经脱离了正常谈话的范畴，更像是一种情绪的宣泄。从她大脑中迸射出来的那些句子在我周围轰然崩碎，令人猝不及防，却又觉得似乎理所应当。她说得很对：她的声音确实和往常不一样了——声调忽高忽低，带着一种令人印象深刻的奇怪感觉，时而听起来像煞有介事，时而又像是在闲聊天。在机场和回来的火车上，她的说话方式不是这样的。无论是力度、语速还是表达方式，都和我之前熟悉的截然不同。它更像是一次表演，而不是对话。

她真的在怕我吗？

她哆哆嗦嗦地把镜子放在桌子上，而不是放回包里，这说明她会把那里面的东西一件件地掏出来。如果说方才我没有害怕的话，现在我多少有些恐慌了。某种程度上，我非常希望能够找出一种简单的解决方案，就在这间屋子里，无须任何的医生或者侦探——只要一个平静的结局、一次安稳的着陆，让我们可以回到原来的生活节奏当中。然而，妈妈的情绪是如此激动，如此不同寻常，所以要么是她病得很严重，要么就是在瑞典发生了某些真正可怕的事情，让他们俩都变得如此不安。

“我要的就是公正。我承认，在这件事上，利用我们之间的关系，利用你的感情，这会对我很有利。但是，我不会这样做的，因为我有自己的证据，有事实做依据，我不需要你的怜悯。所以，你不用把我当成你的母亲，而是指控者蒂尔德译者注：蒂尔德为小说中母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