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度的洋务高论，到１８回叙及金雯青由俄返国途经上海参加“谈瀛会”，其间经历了２０余年的时间，这期间思想文化界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康有为的维新变法思想开始在社会传播，同时，从洋务派中亦分化出一批具有变法思想的改良派。“谈瀛会”上，依然是薛淑云、王子度一班人，而其政治见解较２０年前大有进步。“谈瀛会”的中心话题是：“吾今自强之道，究以何者为先？”围绕此论题，各抒高见。或以为力争外交权为急务；或以为当以练兵为首要；或以为发展经济为基础；而最具说服力的论辩，则是以为必以政体变革为第一。而此论实际上最终成为诸名士的共识。毫无疑问，它属于改良主义的新思潮。

小说写到第２９回，所反映的时代背景，已是１９世纪末期甲午海战之后的情状。北洋海军乃洋务运动的产物，海上一场恶战，竟不抵岛国日本，几至全军覆没。这沉痛的教训给思想文化界以极大的震动，通达之士为之猛醒，他们清醒地意识到：政体不变革，单是办办洋务，终究是难以拯救衰敝的祖国。这种以变革政体为核心内容的维新思想，在甲午海战之后颇为盛行一时。

与此同时，更有一些思想激进的知识分子，他们以为清朝政府已经腐败透顶，顽固派势力在朝廷占居绝对优势，以和平的方式去变革政体，只不过是浪漫的幻想，最终难以付诸实践。那么，他们的政治主张又当如何呢？第２９回叙及革命派领袖人物杨云衢（影射杨鸿飞）的演讲辞，从而明确揭示了革命派政治主张的本质内容：“现在的中国少不得革命的了！但是不能用着从前野蛮的革命，无知识的革命。以前的革命，扑了专制政府，又添一个专制政府，现在的革命，要组织我黄帝子孙民族共和的政府。”很显然，这种以“推翻专制，建立共和”为核心的政治主张，比之于维新思想来得更为激烈，亦更为切实！但是，在小说所描写的那个特定时代，革命派思潮尚未风靡社会。第２９回叙及革命中坚人物陈千秋只身赴沪，试图联络同志，发展革命力量，而结果却令他大为失望。偌大一个上海，竟难觅知音。且不论花天酒地、醉生梦死的浪子以及惟知买进卖出、胆小怕死的商贩，即使“大家推崇的维新外交家王子度，也只是主张废科举，兴学堂；众人惊诧的改制新教王唐猷辉（影射康有为），不过说到开国会，定宪法。都是扶墙摸壁的政论，没一个挥戈回日的奇才”。陈千秋的忧愤，既表达了对维新派切中肯棨的批判，又反映了革命派思想尚缺乏知音的时代特征。革命派思潮风行于世，那是戊戌变法失败之后的事情，然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