倭国幕府的态度便开始明朗，断然中断了与满清皇商的铜贸易。曾经暴利的铜业突然变得无利可图，这让承包铜进口贸易的范家进退失措。而朝廷的官员们则乘机催讨官铜，迫使范家只好到市场上去高价收购，损失惨重。

苏克萨哈对鳌拜等人所做出的类似“杀鸡取卵”的政策是不赞同的，但他委婉的劝谏被鳌拜强硬地顶了回来，也只好心中悲叹，无可奈何。

其实，鳌拜等人能如此去做，一方面是形势使然，另一方面也是有其根据和理由的。

什么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可以这样讲，那就是所有封建统治下的臣子是没有自己的财产的。你的不是你的，是朝廷的，是君主的；现在是你的，是因为朝廷和君主还不需要，暂时归于你名下而已。

“皮之不存，毛将焉附？”遏必隆在旁帮腔道：“他们的所作所为，心里还不清楚？如果我大清战败了，他们有什么结果？还死守着那些钱财，一点用处都没有。把道理给他们讲清楚了，难道他们还不愿意吗？”

愿不愿意也得拿出来呀！捐输是官面上的话，如果不识抬举，那便要抄家抢掠了。

作为清朝早期最出名的皇商家族，范家极盛之时，家产遍布南北各地，在山西、直隶、河南有盐店近千家；在天津沧州有囤积盐的仓库；在苏州有管理赴日船只的船局，洋船六艘；在北京有商店三座，张家口有商店六座，归化城有商店四座；在河南彰德府有当铺一家，在张家口有地一百多顷，各地房产达千余间。

“战争是造就超级富豪的重要路径”，皇商八大家正是这条定律的重要实践者。他们靠依附满人，见利忘义，在国家倒塌的废墟上，在同胞的尸山血海中，成为了家产百万级的富豪。可以说，他们赚的每一分银子上都沾染着同胞的鲜血，都附着了无辜的冤魂。

只可惜，“狐兔死，走狗烹”、“卸磨杀驴”的戏码在封建社会是司空见惯，屡演不衰。“看它起高楼，看它宴宾客，看它楼塌了”。这样的故事情节相近，结局类似，从来没有什么新意。

诚哉天道好还。投靠鞑虏、出卖同胞的卖国之辈，曾经风光无二的皇商这么快便被主子当作压榨的开刀对象，恐怕是他们万万没有想到的吧？

正如朱永兴在邸报上发表的御笔文章所说：商业无国界，商人有国籍。如范奸永斗、王奸登库、靳奸良玉等，明国之人，汉之苗裔，却于国战之时，不图利国与一毛，却重清人之一信？不重汉人之存亡，只顾一家之私，图小利忘大义者，莫过于此。真正是送利刃与仇寇，杀同胞于血海，毁国家于旦夕，虽万世难消此恨……

第十三章打压缙绅

明亡于清，原因很多。但政事疏漏，与士人过宽，与庶民过严，商贾借士人崛起，无利不起早，心中无国家民族之所义，唯图方寸之所得，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原因。

“士子一中秀才，便有两百亩免银田，投靠者趋之若鹜，有些则卖人情包揽亲朋故旧之田。江南历史上拖欠钱粮之因，与士风有颇大关系，那些士大夫虽不如此张狂，但比之普通士子却更有力，特别是身占朝籍之人，礼抗官府，私下里却田连阡陌，华堂美宅，广蓄家奴……”

朱永兴一回到南京，便在早朝上表示了对“国家养士”制度的不满。有些臣下并不知道这是他久以有之的改革措施，还以为他是在杭州时因见富豪士绅沿湖围田，官府欲疏浚却面临阻力，而大发雷霆。

“或给粮，或给银，独不予赋税之惠，以绝其损国肥私。”朱永兴的声音在大殿上回荡，“宗室藩王亦是如此，发放俸禄而不予封地，并可间接参合五民之业。”

若是连宗室藩王都不享受赐田免赋的待遇，那些士子也就少了物议。至于参合五民之业，也是让宗室藩王慢慢能够自食其力。当然，宗室藩王若涉足工商，极可能会利用权势和影响，损害工商界的公平性。所以，朱永兴决定在宗人府中成立一个投资部门加以管理，或投资商团，或投资其他领域，杜绝宗室藩王的直接经营。

中国封建社会的治乱轮回，在很大程度上便是土地的再分配。每每安定之初，土地兼并还不严重，百姓的生活在轻赋薄役之下，尚能安居乐业；而随着时间的推移，总会出现大贵族、大富豪、大地主。土地兼并日益严重，民众生活日苦。到了矛盾不可调和之时，便是又一轮战乱的开始。

所以，朱永兴便要在此时土地充裕，兼并尚未大规模开始时，尽可能地限制一些特权阶层。士绅是。宗室藩王也是。

当然，朱永兴知道所谓的“均贫富”是不可能实现的。就算现在他划了一条相对公平的起跑线，但越往后，贫富的差距便会拉大。因为人人是不同的，体力、智力、勤懒等因素，都影响着个人及家庭的发展。

贫富差距不可消灭，而且并非都是不合理的现象，要杜绝的是某些人利用漏洞而投机取巧、不劳而获。

健全和公平的经济运行机制、税收制度，以及完善的社会保障制度可以在一定程度上缓解贫富差距的问题。但这是一个长期的过程。而且在目前来看，还不是特别的迫切。

“启奏万岁，国家养士乃是祖制，骤行更改，恐不妥当。”正卿为郭之奇是群臣当中是年纪最大，资历最深的，当然思想也是守旧的，与除张煌言以外的新进官员都唯朱永兴马首是瞻大大不同。

“国家养士。朕当然不否定。只是方式略有变更，堵塞其中漏洞而已。”朱永兴还不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