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和沂州（临沂）展开了进攻。既是配合，又是呼应，从而使这两支明军陷入夹击的危险大大降低。

相对而言，正在进行战略收缩的江淮清军的处境倒是更加危险。这与当初江南清军的遭遇很相似，如果被山东明军切断了退路，则又是一场漂亮的围歼战。

当时的黄河基本被固定在开封，兰考，商丘、砀山、徐州、宿迁、淮阴一线，即今之明清故道。从地图上可以看出，江淮清军退过黄河后，和沂州（临沂）已经是很短的距离。由沂州（临沂）到济南，可以说是明军堵截清军的两把铁锁，任何一把都足以使清军止步难返。

更重要的一点是清军的战略收缩是被迫的，他们的身后还有沿运河追击而来的荡朔军和征朔军。如果清军不能在黄河阻挡住追兵的脚步，被南北夹击将不可避免。或者，清军可以绕路河南，但也只是尽量拖延了被歼灭的时间，却无法改变战局的整体不利。

而在败退的过程中，重演绿旗兵将纷崩离析的场面将不可避免。即便是比南方绿旗要忠心的北方绿营，也会因为形势的恶劣而转变立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这句话并不只是针对异族，从满清的立场，汉人也是如此。

败势并不只限于江淮和山东，首先取得突破的其实是在保宁。高明瞻和王明德的反正投诚，使李定国和刘体纯迅速掌握了清军的动向，派出了以水西彝兵为主的一个团，翻山越岭，星夜兼程，奇袭抢占了葭萌关，堵住了清军入陕的通路。

随后，以高明瞻和王明德为内应，明军迅速占领保宁，将护军统领阿尔津所部六千余人围困于保宁和葭萌关之间，并展开猛烈攻击。清军大败，护军统领阿尔津被活擒，梅勒章京尹得忠、总兵陈光祖等被击毙，镶红旗章京葛师圣侥幸间路逃脱，逃至汉中时“兵支离削弱，才得百人”。

稍事休整后，晋王李定国和郑王刘体纯挥师进逼汉中，这已经是由川入陕的最后一道关口。如果明军能一举攻克，则可直达西安，攻掠中原。

西安清军紧急抽调兵马赶往汉中增援，但后院起火，又使西安清军面临着两难的局面。

延安营参将夏正志突然宣布反正归明，趁着西安将军调他带领兵马南下参战之机，突袭占领榆林，随即引兵南下，会同留守延安的靖远道王文华一同反清，占领该城。接着，又有神木县人高从心率众起义，袭占府谷；安塞县把总张天福造反，杀官夺衙……

…………

第五十章低估与高估

历史上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满清的统治直到康熙亲政时，依然不得人心。如果不是吴三桂抛弃明统，自号“周王”；如果不是人们局限于狂隘的正统观念，而以汉人的角度来对待吴三桂叛清；如果不是吴三桂接连犯下致命错误……历史的改写是值得期待的。

而历史上的吴三桂也看出了广大汉人对异族统治者的怨恨和猜忌，当有人——一个有名望、有实力的人，敢于率先行动，他们就会随之而动。吴三桂就扮演了人们所希望出现的角色，他凭借自己的地位和实力，振臂一呼，天下响应。吴三桂和他的谋士正是估计到了这一点，所以才敢以云贵两省为根基，发动叛清内战，向清朝夺权，并且充满自信的一个重要原因。

从这个意义上说，因为吴三桂这批人已参与了清政权的缔造和建设，他们理所当然地成了清统治阶级和掌握政权的统治集团中的一员。叛清性质则更象是清统治阶级中两个集团，即以满族贵族为核心的主导派，与原明降官降将士绅为非主导派的权力之争，也就是中央集权与地方割据势力之争。

清廷显然对整个形势是估计不足的，尽管他们在几个战略要地部署兵力，但却是预防性的，不曾料到明军的实力增长得如此之快，不曾想到统治区的民怨会猛然爆发。等到他们意识到这不是南北政权，或是新旧政权的较量，而是一个人数庞大且觉醒的民族对一个异族的反攻倒算时，胜负的天平已经飞快地倾斜。

现在，改写历史的重担落在了朱永兴的肩上，战争的性质也发生了完全的变化。而且他比吴三桂干得更漂亮。于绝地崛起，掀起了波澜壮阔的汉民族同异民族统治者的再次大较量。

起义，反叛，反正，投诚……参加和响应明军的，无一例外都是汉人。其主要成员或骨干，多是原明朝降将，李自成、张献忠、郑成功余部及南明残余部属。兵士也皆是汉军，并吸收了当地汉人百姓参加。他们或跟明廷暗有联系，很多人却丝毫无联系。这无关紧要，只要他们不喜欢异民族建立的这个新政权就够了。

在历史的大事变面前，人们——各阶层的人，所抱有的目的并不尽相同。一些人不过是为维护他及其集团的根本利益而奋起抗争，继而变更宗旨。以拥护胜利者为目的，向清朝展开攻击；另外一些人，出于忠明之志，欲趁此转机灭清复明，重建大明江山；也有一些人，确有家恨难消，为报仇雪恨而参加了这场纷争，如此等等。他们各自的目的不同。但在灭清这个总目标上，却是不约而同地取得了一致。

所以。朱永兴固然扛起了抗清的大旗，并成为人们拥戴的领袖，但也非是他个人力量所能动员千千万万的人来参加这场国战。他的行动，不过反映了清朝统治下汉人的普遍反抗心理和要求，亦是人们对清政权不满情绪的总爆发。

当济南城不是因为坑道爆破和大炮轰击所攻破，而是由反正清兵打开城门；当山东总督祖泽溥在府内被兵丁从房梁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