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0春这两年时间里，我是在这莫名其妙的寄宿院内度过的。如果有人问起何以在如此莫名其妙的地方竟然待了两年之久，我也无法回答。就日常生活这点来说，右翼也罢、左翼也罢、伪善也罢、罪恶也罢、并无多大区别。

寄宿院内的一天是从庄严的升旗仪式开始的，当然也播放国歌。如同体育新闻中离不开进行曲一样，升国旗也少不得放国歌。升旗台在院子正中，从任何一栋寄宿楼的窗口都可看见。

升国旗是东楼（我所住的）楼长的任务。这是个大约60岁的老年男子，高个头，目光敏锐，略微掺白的头发显得十分坚挺，晒黑的脖颈上有条长长的伤疤。据说此人出身于陆军中野学校，这也是真假莫辨。他身旁侍立一个学生，一副升旗助手的架势。这学生的事别人也不甚知晓。光脑袋，经常一身学生服，既不知其姓甚名谁，也不知其房间号码。在食堂或浴池里也从未打过照面。甚至弄不清楚他是否真是学生。不过，既然身着学生服，恐怕还得是学生才对——只能如此判断。而且此君同中野学校的那位却是截然相反：五短身材，面皮白嫩，不瘦偏肥。就是这一对令人不快至极的搭档在院子里升那太阳旗。

住进之初，出于好奇，每天我特意在6点钟就爬起身来观看这爱国仪式。清晨6时，两人几乎与收音机的报时笛同步在院子中亮相。学生服固然是学生服加黑皮鞋，中野学校则一身夹克，脚穿白运动鞋。学生服手提扁扁的桐木箱，中野学校提一台索尼牌便携式磁带收录机。中野学校把收录机放在升旗台下，学生服打开桐木箱。箱里整齐地叠放着国旗。学生服毕恭毕敬地把那旗拿给中野学校。中野学校随即给旗穿上绳索，学生服顺便按一下收录机开关。

《君之代》

旗一蹿一蹿地向上爬去。

“沙砾成岩兮”——唱到这里时，旗升到旗杆中间，“遍覆青苔”音刚落，国旗便爬到了顶尖。两人随即挺胸凸肚，取立正姿势，目光直视国旗。假若晴空万里，又赶上阵风吹来，那光景便甚是了得。

傍晚降旗，其仪式也大同小异，只是顺序与早上相反，旗一溜烟滑下，收进桐木箱中即可。晚间国旗却是不随风翻卷的。

何以晚间非降旗不可，其缘由我无从得知。其实，纵然夜里，国家也照样存在，做工的人也照样不少。巡路工、出租车司机、酒吧女侍、值夜班的消防队、大楼警卫等——这些晚间工作的人们居然享受不到国家的庇护，我觉得委实有欠公道。不过，这也许并不足为怪，谁也不至于对此耿耿于怀。介意的大概舍我并无他人。况且，就我而言，也是姑妄想之而已，从来就没打算寻根问底。

房间的分配，原则上是一、二年级两人一房，三、四年级每人一间。两人一个的房间，有六张垫席大小，略显狭长，尽头墙上开有铝合金框窗口。窗前，背对背放着用来学习的两套桌椅，门内左侧放一架双层铁床。每件家具，其结构简单得出奇，且结实得可以。除了桌椅铁床，还有两个衣箱、一张小咖啡桌，以及直接安在墙壁上的搁物架。无论怎么爱屋及乌，都难以恭维是富有诗意的空间。差不多所有房间的搁物架上，都摆一些日用品。有收录机、吹风机、电暖瓶、电热器和用来处理速溶咖啡、袋装茶、方糖、速食面的锅和简单的餐具。石灰墙上贴着《平凡周刊》上的美人照，以及从报刊上剪下的色情电影广告画。其中也有开玩笑贴的猪交尾照片，但这是例外中的例外。一般房间贴的都是裸体照，或年轻歌手照和女演员照。桌上的小书架里排列着教科书、辞典、小说之类的。

房间里因都是男人，大多脏得一塌糊涂。垃圾篓底沾着已经发霉生毛的桔子皮，代替烟灰缸用的空罐里烟头积了10几厘米厚，里面一冒烟，便用咖啡啤酒什么的随手倒进浇灭，发出令人窒息的酸味儿。碟碗则没有一个不黑糊糊的，里外沾满无名脏物。地板上散乱地扔着速食面包袋、空啤酒瓶什么以及什么器皿的封盖之类。没有一个人想起过用扫帚把它们扫在一起或用垃圾铲铲倒垃圾篓里。风一吹来，灰尘便在地板上翩翩起舞，而且，每个房间都充斥一股难闻的气味。虽然气味多少有所不同，但其成分都是毫无二致：汗、体臭，加上垃圾。大家全都把要洗的东西塞到床下。没有一个人定期晾晒被褥，于是那被褥算是彻底吸足了汗水，释放出不可救药的气味。我现在还感到不可思议：在那般混浊状态中居然没有发生致命的传染病。

不过相比之下，我的房间却干净的如同太平间，地板上纤尘不然，窗玻璃光可鉴人，卧具每周晾晒一次，铅笔在笔筒内各得其所，就连窗帘每月都少不得洗涤一回，这都因为我的同室者近乎病态地爱洁成癖。我告诉别人说：“那家伙连窗帘都洗！”但谁都摇头不信。都也不晓窗帘乃常洗之物。他们认定窗帘是半永久性垂在窗口的附件，并且说“那小子性格异常”，随后又都称其为“纳粹党”或“敢死队”。

我的房间连美人画都没贴，而代之以阿姆斯特丹运河的摄影。我贴裸体画的时候，他开口道：“我说渡边君，我，我可不大欣赏那玩艺儿哟！”然后伸手取下，以运河画取而代之。我也并非很想贴那裸体，便没表示异议。来我房间玩的人看了这运河摄影画，都问是何物，我说：“敢死队看着它手淫来着。”我本来是开玩笑说的，大伙却轻率地信以为真。由于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