别无他事。听课时我独自坐在教室头排座的一端，不同任何人交谈，吃饭时也是独自一人，烟也戒了。

５月底，学校进入罢课。那伙人高喊“肢解大学”。也好，能肢解只管肢解就是。肢解它，让它支离破碎，再狠狠地踩成粉末，一切悉听尊便！那样一来我也轻松了，往下的事情自己总有办法。要我帮忙的话帮忙也可以，赶快下手好了！大学被迫关门后没有课上了，我开始去运输社打零工。坐在卡车助手席上，停车时装货卸货。工作比预想的辛苦。开始几天，身体又酸又痛，早上甚至爬不起床。但报酬也因此多一些。紧张劳作的时间里，我得以一时忽略了心里的空洞。每周我在运输社干五个白天，在唱片店值三个晚班。没有工做的晚上，我就在房间里边喝酒边看书。敢死队滴酒不沾，对酒气极为敏感。一次我从床上爬起来喝没有对水的威士忌，他埋怨说熏得他不能学习，能不能去外边喝。

"你给我出去！"我说。

"不、不、不是有规定，'宿、宿舍不许喝酒吗？"

"给我出去！"我重复道。

他也没再说什么。我心烦起来，一个人爬上楼顶天台自斟自饮。

时至６月，我又给直子写了封长信，仍寄往她神户家里。内容与前一封大致相同。只是加了两句：等你回信是非常痛苦的，不知伤害你的心没有--哪怕告知这一点也好。投到信筒里后，我觉得心里的空洞又有所增大。

６月间，我两次同永泽到街上找女孩困觉，双方都再省事不过。一个女孩被我领到旅馆床上，要给她脱衣服时，她手蹬脚刨，硬是不准。惹得我好不耐烦，便一个人在床上看书。不一会儿，她自己倒主动贴身上来。另一个女孩在交欢之后，向我一个劲儿地刨根问底。什么过去睡过多少个女孩啦，老家哪里啦，在哪个大学啦，喜欢什么音乐啦，太宰治的小说读过没有啦，外国旅行准备去哪里啦，她的胸脯是不是比别人大得多啦等等，不一而足。我适可而止地应付几句就睡过去了。一觉醒来，她说想一同吃早餐。便和她一起走进小吃店，吃了专供早餐用的烤面包和味道糟糕的鸡蛋，喝了味道糟糕的牛奶。这时间里她一直向我啰啰嗦嗦地问这问那。什么父亲做何工作、高中成绩如何、何年何月出生、是否吃过青蛙……问得我昏头涨脑。一放下筷子，赶紧说得去做工了。

"咦，能再见面？"她不无凄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