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出现热销局面，您认为原因是什么？

答：在众多的影视作品中，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只能占一小部分，有时换一种口味也是件挺新鲜的事。观众关注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大多是关注那种陌生的生活。从我的角度来看，军事题材的影视作品成功的很少，而形式大于内容的很多。

图书和电视剧作品相比，它们的平台不一样，电视剧是免费的午餐，图书则不一样，看书得自己掏腰包，所以看电视剧的人永远多于读书的人。

问：有的作家说，我只管写书，卖书的事是出版社的事，您同意这种说法吗？作家与图书市场的关系该是怎样的？

答：作家写书的过程应该说是一件非常纯净、神圣的仪式。书出版后就是商品了，最大的利润就是追求市场化。书稿一离开作家的案头，她就不仅仅是一部作品了。作家和出版社能够联手做一些宣传和策划，如果对图书的销售有利的话，我想这是一件好事，这本身也是一种生活方式。每个读者不仅是出版社的上帝，同时也是作家的上帝。我不赞成作家迎合读者去写作，但我认为作家为了使自己的作品拥有更多的读者，和出版社一起去宣传这部作品，应当是一件不错的事情。

答《新闻出版报》记者：

问：看到书名，我想您也许在试图讲述部队大院环境下成长起来的一些人，书里的儿女肯定有军人，也应该会有从事其他职业的人。请问，《大院子女》讲的是什么？

答：《大院子女》这一题材已经酝酿许久了，和我以前创作的“父亲系列小说”相比，角度和投入的情感方式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父亲系列小说”对父辈的情感是复杂的和多义的，那个年代的军人的共性很容易找到，读者也很容易接受，欣赏这些人物时带着许多的宽容和理解，然而在创作《大院子女》这部小说的时候，主人公的经历和情感又有了许多自己的经历，可以说《大院子女》这部小说写的是自己这一代人的经历和奋斗史。因为我们这一代人与父辈那代人相比，时代背景不同了，经历的文化和社会的变革是父辈那一代不可同日而语的，因此，我们这一代人对生活和情感，以及事业的选择丰富了许多，因此，在寻找典型性上就有多种可能性。《大院子女》这部小说已经不是家族史的写作，应该说是对群像的描述——作为“大院子女”的两男两女所走进社会后的不同经历。作品的主题内涵更具有了当代性和多义性。

作为“大院子女”这种特殊的群体，他们的命运和出身文化背景的不同，注定和社会上众多人的命运有所不同，他们的理想和经历也就存在着许多独特的故事和心理历程，但毕竟是生活在同一时代当中，又有着和大多数人共性的东西，那就是社会的命运决定了这一代人的命运。

在《大院子女》这部小说里，我无一例外地写到了军人，既有上一代军人，也有我们同时代的军人。作为军人的描写，上一代军人共性的东西容易找到，那就是他们经历了战争，在战争里锤炼的军人，有着他们的特殊性，创作起来也容易一些。然而在和平时期对军人的描写的把握，的确是作家矛盾和困惑的感情，但在《大院子女》这部作品中，对军人的描写注定了他们的情感世界和内心经历，他们在这种经历中一步步地走过来，最后走向成熟。我认为，情感是一个人性的标志，对情感的把握和抉择最能展现一个人的内心世界，而人的内心又是最能折射出这个人对生活和世界的态度，我想对一个人的把握和了解，应该从他的感情入手，况且我们每个人无时无刻都生活在情感的世界中。

对于军人，在创作时我首先界定他们是普通的一群人，因为职业的不同，工作经历才不同起来，经历和故事也就有了特殊性，但文学永远是“人学”，把“人学”搞清楚了，对军人的把握这个问题也就解决了。

问：您从前说过，您今后要把写作的对象从父辈那代军人转向现代军人。《大院子女》里面对于您这一代军人，也就是现代军人着了多重笔墨？是不是对于军人性格和生活方式的描写仍然是这本书的重点，仍然是您今后写作的重点？

从《父亲进城》开始，您在接受记者采访时经常重复一个观点：您父亲和他的老哥们，都有那股子劲。您成功地以父亲的故事表现了一个群体，这些也说明，那一代军人在精神世界甚至是生活作风上都是相似的。那么，《大院子女》里的军人，现代军人，在思想世界和生活作风上，究竟还能找到多少共性？在和平年代，没有战火硝烟的洗礼，没有峥嵘岁月的磨练，军人和非军人，在性格上，还存在很大差异么？

您1981年入伍，1997年转业，2002年再次回到部队，您说部队对您的创作更为有利。那么，军队到底给了您什么？

答：我是1981年入伍的，在空军雷达部队和航空兵部队生活过许多年，1991年解放军艺术学院毕业后，又在部后某单位工作，历任过战士、排长、干事、教导员等职务。1997年转业后在地方单位工作5年，2002年底又一次穿上武警制服，现在是武警部队的专业作家。

第二次入伍后，有许多人问过同一话题，在地方工作好好的，为什么又第二次入伍呢？我自己有时也说不清，可能就那个叫“情结”的东西在起作用吧。有时人生活在一种环境中久了会产生倦意，但一旦离开这种熟悉的环境，你会觉得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