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被随意更改”：愚勇成了勇气的代名词，谦虚被称为懦弱，而智慧被形容成懒惰。的确，这是一个颠倒的世界。我们可以在霍布斯的译本中读道：“这就是在他们叛乱时，他们在整个希腊所实行的各种罪恶统治。”[25]

在探讨“党争”这个问题时，修昔底德一直是将斯巴达和雅典之间的战争与科基拉的冲突区分开来的。他的叙述对后来的内战理论家有很大的影响，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他阐述了外部战争的压力如何加剧了内部的分裂，但他在调查那些相互联系的原因时，却未能区分这两种形式的暴力。战争是城市和他们的统治者，指挥军队或海军对抗敌人的活动。存在严重分歧的派系之间在城邦内发生的斗争或党争，并非正式的军事对垒，而且经常只是一场就地取材的攻击，就像在科基拉革命早期，妇女们向寡头投掷屋顶的瓦片来进行攻击。[26]不同的党派都在为夺取城市控制权而斗争，就像他们后来在罗马所做的那样，但在希腊的案例中，并未出现合法性问题的争议。

在修昔底德的描述中，城邦中的道德沦丧才是问题的关键所在。当所有的正义都被粉碎，道德标准不再适用时，正义与否就没有必要争论了。希腊的暴力规模也远不及后来罗马内战中军队的规模，后者部署了所有的军团，不仅是一个城市，而是整个行省都被卷入其中。罗马冲突的规模之大以及他们所争夺的地区之广，对希腊来说是不可想象的。事实上，只有当冲突越过了城市的边界，它才成为内战，即城市公民之间的战争吞没了整座城市，无法得到控制。在修昔底德的时代，希腊人并没有遭受这一层次上或说这一程度上的痛苦。[27]

此外，在希腊的党争中，各党派都没有将彼此视为正式的敌人。但他们也没有将对手纳入在公民的范畴内，而罗马人定义内部冲突的依据正是公民身份。英国散文家托马斯·德·昆西（Thomas de Quincey）于1844年指出：“许多作家将伯罗奔尼撒战争称为……伟大的希腊内战，‘内部！’——可能的确如此，但前提是希腊各联邦有一个共同服从的中央机构。”[28]如果没有这种政治上的团结，无论是在法制意义上还是在政治意义上都不可能存在公认的公民身份。如果没有公民身份的概念，公民之间就不会有“战争”，即没有“内战”。正如修昔底德作品的最新最权威的英译本中所提到的：“关于‘党争’最为常见的翻译是‘内战’，而这一翻译似乎是不合时宜的，用来形容这种规模的冲突并不合适。”[29]基于这些原因，尽管有些许相似之处，但是希腊人的“党争”并不等同于罗马人的“内战”。

每一种内战的概念都是自相矛盾的。希腊人的悖论与罗马人所面对的有所不同。在假设种族和基因统一的前提下，修昔底德将“党争”描绘成所有希腊人共同经历的痛苦，且“只要人的本性不变”，希腊的所有城邦就注定被分裂。[30]这样一个关于党派的构想至少有一个可取之处，那就是可以让一个城邦充分整合，以应对挑战。抛开政治和法律不论，希腊从根本上讲是统一的，因为所有公民都是同一个祖先的后代。因此，城市中所存在的问题是世袭的问题，而不是后来出现的夺取地位的问题，因此不需要像罗马那样，从法律和政治上来界定分裂。[31]按照这种方式，希腊人设想了家族内部或者城邦内部的战争，这里可以将城邦理解为家族的聚集；这就是他们所说的内部战争（oikeois polemos）。[32]希腊人无法形而上学地理解城邦内部的战争；对他们来说，这就像是在与自己交战。

罗马人很清楚，自己的内部冲突是不同的——与希腊人所遭受的一切相比——他们所经历的是如此恐怖。希腊人从未提到过政治战争，即内部战争，因为这对他们来说几乎是不可思议的。罗马人独自承担了发明内战的罪恶感，并且学习了如何讲述自己的内战以及确定其历史含义。罗马人在为他们的内部冲突问题寻求答案时，并未去回顾希腊的冲突历史，因为他们可以在自己共和国的早期历史中找到答案。那段历史上充斥着各种各样的政治暴力：谋杀与暗杀，动乱与叛乱，阴谋与起义——包含了内战之外的其他种种暴乱。[33]这些早期的骚乱大多发生在公民身上，但没有上升到战争的程度。[34]因此，出现了一种观点，强调内战不仅是罗马所特有的，而且在历史上也是完全崭新的。

罗马神话揭示了罗马是如何从杀戮中诞生的。事实上，自相残杀成了内战中非人性冲突的重要隐喻。传说罗马城的建立者，罗慕路斯与雷穆斯兄弟，曾因在何处建立新城市而争吵，然后又为如何创造一套新的王室制度来统治新城市而发生争执。因为他们是双胞胎，谁都不愿意把优先权让给对方。根据罗马早期的历史学家李维（Livy）的转述，最常见的版本是，罗慕路斯因雷穆斯嘲笑了他的主张而杀死了雷穆斯，“因此成为唯一的君主，并用自己的名字为这座城市命名”：罗马（Rome）即来源于罗慕路斯（Romulus）。[35]诗人卢坎用史诗记录了恺撒与庞培的战争，即《内战记》（De bello civili），他在诗中写道：“罗马的第一道城墙被互相残杀的兄弟的鲜血所浸染。”[36]这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