把事情做的很周密，从来没有让云生、侯文魁这对儿和许利军、马宝平这对儿他的搭档见过面，这两对儿人一直都不知道，除了自己二人之外，黄建军还有另外一对儿搭档。

　　就这样，用黄建军在交待时的的原话讲，我分别带着两个小队进行抢劫，如果是节假日的时候，因为司机的收入会比平时高，交接份儿钱也多选在这个时候，我就尽量叫上云生和侯文魁跟我干。

　　在平时，我一般是叫上许利军和马宝平跟我干，司机就身上那点钱，油水不是太大。

　　黄建军在持续一年多连续不断地实施抢劫作案中，对于出租车行业内的不少行规和大部分司机的行为习惯，都已经掌握了。

　　在对两伙人四个人掌控的得心应手同时，黄建军对于抢来的手机控制的非常严，不许任何人拿走，全部由他掌管在手里。

　　因为黄建军在网上查过，现在公安局能够利用手段，监控定位手机的位置，这东西一旦到了那四个人某一个人手里，以他们的那点脑子，加上手机又是个稀罕物，备不住他们就要自己拿上用，那就会让警察顺藤摸瓜找上门来，把他们缉拿归案。

　　但手机是个值钱的玩意儿，扔了那也太可惜了，这难不住黄建军。

　　他转了平城的二手手机市场，被他看出了门道。

　　二手手机市场里，专门有人低价收购来历不明的手机牟利，而且这样的人还不少。

　　黄建军把抢来的手机拆掉原来的手机卡，试着卖了几部，借机也认识了几个专门收购有问题的二手机的贩子。

　　经过选择，黄建军与其中的三个人建立了长期合作的关系，把抢来的手机都分别卖给了这三个人。

　　这里简单说一下收购问题手机的二道贩子是怎么从中获利的，主要有两种方式。

　　第一种，收回来的赃物手机经专门的私人手机维修者利用他们的专业技能，把手机的设置归零，用专业设备清除掉原机主使用过的痕迹，翻新后摆到柜台上再次销售出去，这就是通俗意义上人们所讲的“刷机”。

　　但是随着科技手段的进步，对于这类简单的“刷机”过的手机，公安局的技术部门是可以使用技术手段跟踪定位查找回来的。

　　那么为了获取暴利，从事这一灰色行业的人员也升级了技术手段，使查找的难度加大。

　　但是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公安机关仍然是能够把这样的手机找到的。

　　这就出现了另外一种脱手赃物手机的方式，这就是异地互换。

　　全国的各个大中城市包括一些三线城市，都有收购二手手机的市场存在，哪里都有这类专门收购赃物手机的贩子存在，因为这个行当虽然有风险，但是利润也很高。

　　这帮人里也有脑子好使的，他们总结出一条规律，那就是公安机关有他的局限性。

　　A省的公安技术部门，只能在本省内范围进行技术侦查，出了省就不行了。

　　那么B省也是一样的，同样C省、D省、E省也都是如此。

　　除开一些惊天大案上面涉及的手机会在公安部的协调下，展开几省联动同时监控的情况，只要把在本地收购回来的问题手机发到其他省去，就会躲开公安技术部门的查控。

　　这确实是个监控上的漏洞，也是当前的公安工作中无法避免也无法进行有效协调的一项短板，这里面需要协调的部门、关系、牵涉到的人力、物力等等，不是公安一家能够解决完善的。

　　影视剧里公安局长一个电话，飞机火箭就全部出动的画面，那只是一个画面，现实中是不存在的，就是那个第一人，也难以办到一声喊到底，所有人都动起来的效果，那也要有个过程的。

　　这帮家伙就钻了这个空子，跨省勾结起来，利用便捷的快递方式，与一些快递业的从业人员也勾结起来，混过检查，以几十部为一个批次，尽量达到同品牌、同数量的异地相互交换收购回来的赃物手机，进行再次“刷机”后，上架进行销售。

　　除了这两种主要方式之外，还有一种主要的方式，就是把收回来赃物手机拆卸开卖零件。

　　这种方式专业性强，且更加隐蔽，不易被查获，近些年来成为了一种主要分销赃物手机的方式，有愈演愈烈的趋势。

　　这也就是黄建军抢劫了几十部手机销赃获利，而平城公安局的技术部门竟然连一部被抢手机的信号都没有追查到原因所在。

　　黄建军的抢劫作案持续了一年多，始终没有被抓获，这里面与他计划周密、实施作案时动作快、做完案迅速逃离平城的因素有关。

　　但是与公交分局是个新成立的单位，办案民警和指挥员的经验欠缺、使用的方式不得当也是有一定关系的。

　　比如在事后将所有犯罪嫌疑人抓获后，嫌疑人侯文魁交待，他在有一次抢劫之后逃跑的路上，把身上装着的有身份证的钱包跑丢了。

　　办案民警按侯文魁交待的大致方位，在走访之后，从一个居民手里找到了侯文魁丢掉的钱包，这个教训是非常深刻的，不重视现场搞案子，在许多时候会失掉战机，多走许多弯路，甚至使案件进入死胡同，久侦不破，成为一桩死案。

　　唐晓棠就没有犯这个错误，这不是她有多么高深、多么比他人聪明一等，只不过是她能多一分付出和努力，多比别人少睡一会儿、多比别人想的周到一点点、比别人多走了几步路、多付出了一点辛苦，加上有一点运气，破案就是水到渠成的事了。

　　七月十七日这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