餐还有两个钟头，他的勤务兵和他设法把军装又补了补，还用墨水把皮鞋上的倒霉绳子染黑。最后，那个可怕的时刻来到了。“我这一生中，还从来没有这么局促不安过，”罗贝中尉告诉我，“那些贵妇人以为我要去吓唬她们，其实我比她们哆嗦得还要厉害呢。我看着我的鞋子，真不知道怎样走才显得文雅大方。台尔·唐戈侯爵夫人，”他接着说，“当时正美得像一朵盛开的鲜花。您是见过她的，眼睛是那么的美丽，而且像天使般的温柔；漂亮的头发是深金黄色的，把一张迷人的鹅蛋脸衬托得千娇百媚。我住的那间屋里有一幅列奥那多·达·芬奇的《希罗底》，简直就可以说是她的肖像。幸亏一见之下，我就被这种天仙似的美貌迷住，把自己的打扮完全忘了。两年来，我在热那亚一带的山区里，看来看去，只是些丑陋、悲惨的景象。我鼓起勇气，跟她说了几句话，表示心头的喜悦。

“不过，我还没有糊涂到把恭维话说个没完的地步。在我斟词酌句的时候，我看见在这间到处都是大理石的饭厅里有十二个穿号衣的跟班和不少亲随，他们的打扮在我当时看来真可以说是豪华极了。您就想想吧，这群混蛋不但穿着挺好的皮鞋，而且还有银扣襻呢。我斜眼一看，一双双眼睛全都呆呆地盯着我的军服，说不定还在望着我的鞋子，这可叫我难受死了。我只要用一句话就可以把这些人全都吓住，可是怎么才能叫他们规规矩矩，而又不至于使两位贵妇人受惊呢？因为侯爵夫人，正像她后来屡次告诉我的，为了给自己壮壮胆子，派人把住在修道院里念书的小姑吉娜·台尔·唐戈接了回来。吉娜就是后来的那位迷人的彼埃特拉内拉伯爵夫人。在称心如意的时候，没有人能比她更快乐，更和气，在倒霉的时候，也没有人能比她更勇敢，更泰然。

“吉娜当时大约十三岁，不过看起来却像有十八岁，又活泼，又直爽，这您是知道的。她见了我那一身打扮，生怕自己一下子笑出来，竟不敢动嘴吃东西了。侯爵夫人却恰恰相反，她一个劲儿用客气话敷衍我。她从我眼睛里清清楚楚地看出了我的不耐烦。总而言之，我是一脸的尴尬相；我在默默地忍受别人的轻蔑，而据说这是一个法国人所办不到的。终于，我灵机一动，有了主意：我跟两位贵妇人谈起自己经历的困苦，谈起两年来那些愚蠢的老将军把我们留在热那亚山区中所过的苦日子。我告诉她们，我们在那里领到的是当地不通用的指券和每天三两面包。我谈了还不到两分钟，善良的侯爵夫人眼里就含着泪水，吉娜也变得严肃起来。

“‘怎么说？中尉先生，’吉娜对我说，‘三两面包！’

“‘是的，小姐。可是一个星期里还有三天发不下来，而且我们是住在老百姓家里，他们比我们还要苦，我们经常把面包分点给他们。’

“离开饭桌的时候，我让侯爵夫人挽着我的胳臂，一直把她送到客厅门口，然后又赶紧走回来，把仅有的一个值六法郎的埃居赏给伺候我吃饭的仆人，而对这个埃居的用途我曾经抱过多少幻想啊。

“过了一个星期，”罗贝继续说，“事实证明，法国人并没有把任何人送上断头台，台尔·唐戈侯爵于是从科摩湖边他的格里昂塔城堡里回来了；他是在法军迫近时，撇下年轻貌美的妻子和妹妹，让她们在战火之中听天由命，自己却勇敢地躲到城堡里去的。这位侯爵对我们的仇恨和他对我们的恐惧程度相等，也就是说，到了无法衡量的程度。在他和我应酬的时候，那张苍白、虔敬的肥脸看上去真是好笑。他回到米兰的第二天，我从六百万的军税中分配到三奥纳呢料和两百法郎。这一下我又抖起来啦，我成了两位贵妇人的舞伴，因为舞会开始举办了。”

罗贝中尉的经历也可以说是每一个法国人的经历。人们非但不嘲笑这些正直的兵士的贫困，反而同情他们，喜爱他们。

这段喜出望外的幸福和陶醉的时期，前后只有短短的两年。疯狂达到了那么没有节制、那么普遍的程度，以至于我无法加以解释，除非是借助于下面这个根据历史考察得来的深刻的见解：“这个民族已经苦闷了一百年。”

南方国家原来不把寻欢作乐当作一回事，过去在维斯康蒂家族和斯佛尔查家族那些著名的米兰公爵的宫廷里，这种风气是十分流行的。可是自从一六二四年西班牙人征服米兰公国以后，在那批阴沉、多疑、傲慢而又经常担心有人谋反的主人统治之下，欢乐也就销声匿迹了。老百姓染上了统治者的习惯，受到一点极小的侮辱就想用匕首去报复，及时行乐却不怎么去想了。一七九六年五月十五日法国人进入米兰，一七九九年四月他们在卡萨诺战役以后被赶出去，在那一段期间，狂喜、快活、寻欢作乐、对一切阴郁的甚至合情合理的情感的忘怀，达到了那样的程度，以至我们可以举出不少年老的百万富商、年老的高利贷者和年老的公证人为例，他们也暂时地忘掉了发愁，忘掉了赚钱。

只有屈指可数的几家大贵族，仿佛对人人欢乐、个个心花怒放的景象赌气似的，退隐到乡间的府邸去。事实上，在摊派为法军征收的军税时，这些富贵人家也总是倒霉地摊到大份儿。

台尔·唐戈侯爵看不惯这样的欢乐，他是头一批回到科摩的另一面，他那雄伟的格里昂塔城堡去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