出的是雅克·布朗什，读者最感兴趣的就是“绘画行家”的观点。让我们回顾一下在这些荷兰画家去世后几个世纪才问世的《从前的大师们》，他们之中最伟大的代尔夫特的弗美尔在书中甚至都没有提到过。显而易见，雅克·布朗什就像让·科克托那样公正地评价了令人赞叹的伟人毕加索，他准确地将科克托的所有特征浓缩成一个如此高贵的严峻形象，相形之下，我记忆中威尼斯画家卡尔帕乔283最妩媚动人的绘画也会有点相形见绌。

也许唯有布朗什才能揭示惠斯勒、里卡尔、方丹、马奈准备他们的调色板的情形！另一方面，他暂时回到这些画家赖以生存的腐败环境之中，这就是他所熟悉的大师，拉蒂伊老爹餐馆284里的恋人坐过的那张餐桌，“娜娜的那面落地镜”，“方丹画了许多鲜花和水果在上面的那件橡木家具成就了它们短暂的命运”，“惠斯勒的模特儿就在这幅悬挂的黑丝绒窗帘前面摆姿势”。我们就这样与有血有肉的女人打交道，福楼拜刻画的包法利夫人，司汤达描写的桑塞福里纳公爵夫人都来自这样的原型，我们熟悉这个画室里的每一件东西，我们首次看见了杰作的那种经久不衰的美，“永恒最终改变了每件东西本身的模样。285”毫无疑问，布朗什为我们所作的这番回顾不仅辛辣刺激，而且还具有无穷无尽的教育意义。他指出某些模式的荒谬可笑，这些模式被当作与大画家截然相反的品质而让大画家备受赞赏（对照布朗什笔下的那个马奈与左拉笔下的那个不真实的马奈，“朝向大自然敞开的一扇窗户”）。尽管如此，这种历史观让我感到震惊，因为布朗什（正如圣伯夫）过分重视时代和模式。毫无疑问，人们轻易就会盲目地认为，绝大多数的美是在我们身外实现的，我们无法创造美。我无法在此探讨这些原则问题。然而，我还不至于唯物地认为，方丹时期的时尚更有利于绘制优美的肖像，马奈时期的巴黎比我们今天更能入画，伦敦仙境般的美有一半来自惠斯勒的天才。

人们有时可以从布朗什在这里向我们呈现的肖像中找到恶意中伤的某种证据。某个画家，比如方丹的肖像让人发笑。我的问题是，像这样非常真实、独特、生动的肖像难道不比那些对艺术一窍不通的艺术批评家撰写的无数一成不变的狂热篇章更能卓有成效地颂扬已故的大师（表面上的轻蔑无法掩饰作家的真实好感）？当雅克·布朗什向我们展现方丹和马奈的画室中堪称无价之宝的细节时，他是否比这些艺术批评家更加充分地利用和维护了与方丹的荣誉相关的利益和生活？人们并不觉得如此这般的细节“动人可爱”，就这个词一般意义而言：“方丹在布置公寓的背景或选择一张座椅上有着一种令人感动的笨拙。这个一丝不苟的现实主义者在模特身后用别针订上一块灰色布头，或竖起一张原色纸屏风充做客厅里的细木壁板。方丹画室里的照明光线也并不比从前的照相馆更加细腻微妙。他的懒惰和他对离开自己家的恐惧仍然让他深受困扰。他为这块横跨屋子的玻璃天花板让人物沉浸在散射的光线中感到苦恼。在我看来，《迪布尔一家》286就像刚刚做完礼拜，从教堂出来的这些老好人被纳达尔先生287邀请到他的家里，他们浑身僵硬地包裹在礼拜天的服饰当中。”如果他们仍然履行这些只有在某些少女学校受到青睐的可笑义务——普劳图斯曾经在那里写下了“地狱篇”，向一位当代剧作家述说自己对他的新剧本的想法——那么人们可以“想象”布朗什在谈到方丹时经常让读者的嘴唇泛起微笑的情景，正如方丹在他的一封信中承认的那样，而这种微笑就是我们在夏尔丹戴着眼罩的自画像面前充满敬意的微笑。尤其是这个学生可以被请出来映衬方丹感谢布朗什延续了他的生命，对于死人来说，那是最为宝贵的东西。更何况布朗什曾经提到过这一点：“在我看来，批评家或一些朋友的判断很少是公正的，那更多是善意的而不是恶意的夸张。判断是我精神上的一种迫切需要，最温馨的感情纽带也从来不会让我的判断有所改变。必须说出自己的想法。在一个充满各种争议和动乱的时代，这就是我的诚实观念。我们从来只接受一种感情：狂热的崇拜。如果您对美有崇高的理想，您就不会始终有机会崇拜您的同时代人。如果我伤害或惊吓到某些与我同路的伙伴，我会为他们感到悲哀，不过我对他们之中最有见识的那些人坚信不疑，因为他们能够领悟我的意思，却又没有因此责怪我。”

然而，在值得崇拜的事物面前，他也会狂热地崇拜。我从这部作品（目前的这本仅仅是其中的第一卷）中欣喜地看到了对我所崇拜和我所喜爱的约瑟·玛丽亚·塞尔288的盛情赞誉。布朗什将他与米开朗基罗和丁托列托比较的那些篇章充满了喜悦和真诚。奇怪的是，我也许生活在一个与塞尔不同的时代，或生活在他那个时代却又不熟悉他。可我们却心心相印。他知道我对他的仰慕，他也没有掩饰对我的好感。每当其中的一个雍容华贵的美的女囚在严密的护卫下也许是恋恋不舍地从她命中注定的流放地巴尔贝·德·儒伊街动身，前往西班牙的一座宫殿或教堂度过自己被非法囚禁的一生，甚至像海洋女仙那样在大海上翱翔的时候，我却被锁链捆绑在我的岩石上，永远看不见出发之前的这些被驱逐流放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