楼拜说：“这样一种形象的混乱令他头晕目眩，尽管他从中找到了妩媚，不过，”当弗里德里克·莫罗与元帅夫人或阿尔努夫人在一起的时候，他“开始向她们倾诉衷情”，我们无法想象这个“不过”有什么优雅，这种“开始倾诉衷情”有什么高尚。然而，我们就喜欢福楼拜的语句将这些沉重的材料抬起来，又让它们发出挖掘机那样的阵阵声响落下去。因为正如人们描述的那样，如果说福楼拜的夜间灯火产生的效果就像灯塔之于海员，那么人们也可以说，从他的“喇叭筒”发射出来的那些句子，其节奏规律得就像用来清理杂物的这些机器发出的声音。能够感觉这种萦绕不去的节奏的人是幸运的；然而，无法摆脱这种节奏的那些人，无论他们处理哪种主题，他们都会匍匐在大师的脚下，一成不变地承袭“福楼拜”，就像德国传说中被判罚终身捆绑在钟舌上的不幸之人。所以，至于福楼拜的毒害，我不会过分强烈地建议作家拿出涤罪和祛邪的功力来对付模仿。当我们刚刚看完一本书时，我们不仅想与书中的人物，德·鲍赛昂夫人，弗雷德里克·莫罗一起继续生活，而且还想像他们那样说话，我们的心声在整个阅读过程中循规蹈矩地追随着某个巴尔扎克、某个福楼拜的节奏。应该让这个心声放纵片刻，让踏脚板延续这种声音，换句话说，先进行不自觉的模仿，然后才能重新标新立异，不再一辈子进行不自觉的模仿。自觉的模仿就是人们以完全自发的方式进行模仿；人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当我从前在写作中模仿福楼拜时，尽管这样做令人憎恶，我不曾考虑过自己听见的歌是否来自对未完成过去时或现在分词的重复。否则我将永远无法对它进行改编。今天，在匆忙中指出福楼拜风格的某些独特之处，我所完成的恰恰是一项截然相反的工作。我们的精神永远不会满足，除非是无法对这种先是无意识地产生的东西做出一种明确的分析，或无法对这种先是耐心分析过的东西进行生动的再创造。我不想重申福楼拜的这些如今很有争议的价值。其中的一种价值对我触动最大，因为我从中发现了我那微不足道的研究的出路，那就是他懂得娴熟地制造时间（Temps）印象。在我看来，《情感教育》中最美的东西不是语句，而是空白。福楼拜刚刚用很长的篇幅描写和讲述了弗雷德里克·莫罗最细微的动作：弗雷德里克看见一个佩剑的警察从一个倒下死去的起义者身上踏过，“而弗雷德里克，目瞪口呆，认出那是塞内加尔！”在这里有一个“空白”，一个巨大的“空白”，而且没有任何转折的痕迹，时间突然不再以一刻钟、一年、十年来衡量（我再次重复我刚才为了证明这种迅速到来、猝不及防的非凡变化而援引的最后这些话）：

而弗雷德里克，目瞪口呆，认出那是塞内加尔。

他在旅行。他熟悉邮船的那种忧郁、雨篷底下那些寒冷的苏醒，等等。他又回来了。

他经常往返于上流社会，等等。

一八六七年底左右，等等。

毫无疑问，我们经常在巴尔扎克的小说中看到：“一八一七年，赛查家曾经是，”等等。然而，在他的笔下，这些时间的变化具有现时的和资料的特征。福楼拜首次让这些时间变化摆脱了对历史上的趣闻轶事和糟粕垃圾的依附。他是第一个为它们谱写乐曲的人。

我之所以写下我也不太喜欢的所有这一切为福楼拜辩护（就若阿香·杜贝莱对这个词的理解而言），我之所以不写我喜欢的其他许多人，那是因为在我的印象中，我们根本不懂得如何阅读317。达尼埃·阿莱维先生最近在《辩论报》上为圣伯夫百年纪念写过一篇脍炙人口的文章。然而，在我看来，这一天他竟然如此欠缺灵感，难道他没有想到把圣伯夫列入我们已经失去的伟大导师之中吗？（我在“最后一刻”即兴撰写我的研究文章时，手头既没有书，也没有报纸，我无法给出阿莱维的原话，而只是就其意思而言）。我现在比任何人都更能用美妙的拙劣音乐真正放纵自己，而这种音乐就是圣伯夫精心炮制的言语，难道有人会像他那样从来不去导师办公室履行自己的职责吗？他的《星期一谈话》的绝大部分篇幅留给了一些四流作家，当他必须谈论福楼拜或波德莱尔这样的顶尖一流作家时，他马上收回了他对大作家的简短赞誉，同时告诉我们那只是他不得已而为之的一篇应景文章，作家是他的私人朋友。他只以私人朋友的身份谈论龚古尔兄弟，人们多少还能欣赏他们，然而，他们在任何情况下都远远超过了圣伯夫欣赏的那帮常客。杰拉尔·德·奈瓦尔当然是十九世纪最伟大的三四位作家之一，而圣伯夫却在谈论歌德的翻译时轻蔑地将他称为和蔼可亲的奈瓦尔。圣伯夫似乎没有注意到奈瓦尔曾经写过一些很有个人见解的作品。至于小说家司汤达，《巴马修道院》的作者司汤达，我们这位“导师”对他窃笑不已，在他看来，将司汤达捧为小说家是某种（注定要失败的）行为带来的悲惨结果，有点像是某些画家的名望似乎归功于画商的投机。巴尔扎克确实在司汤达生前向他的才华致敬，不过那只是一种回报。即使作家本人发现（按照圣伯夫的说法，没有必要在这里对一封信中的不准确阐述加以评论）他的所得远远大于他的付出。简而言之，如果说我还有什么更加重要的事情要做的话，那就是在圣伯夫之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