谓久矣。

杨慎在保山是如何度过这三十七年的呢？

曾在一本书里看到，他醉则乘篮舆过市，插花满头。陈老莲曾画升庵醉后图，面色酡红，相当胖，插花满头，但是由侍儿扶着步走，并未乘舆。

《康熙通志》曰：“杨慎戍永昌，遍游诸郡，所至携倡伶以随。曼酋欲求其诗不可得，乃以白绫作裓，遣服之。酒后乞诗，杨欣然命笔，醉墨淋漓，挥满裙袖，重价购归。杨知之更以为快。”

“裓”字未经见，《辞海》也不收，我怀疑这是倡伶的水袖。

这样看起来，升庵在保山是仍然保持诗人气质，放诞不羁的。“所至携倡伶以随”，生活也相当优裕，不像是下放劳动，靠挣工分吃饭。但是他的内心是痛苦的。放诞，正是痛苦的一种表现。他在保山，多亏了他的世叔保山张志淳和忘年诗友张志淳的儿子张含的照顾。张含《丙寅除夕简杨用修》诗曰：“征途易老百年身，底事光阴改换频。子美生涯浑烂醉，叔伦寥落又逢春。诗魂寥落不可捉，乡梦渺茫何足真。独把一杯饯残岁，尽情灯火伴愁人。”丙寅是一五六六年，其时升庵已经死了七年了，“寅”字可能是个错字，或当作“丙辰”。丙辰是一五五六年，距升庵谪戍已经有多年了，这些年他只能于烂醉中度过。

增加杨升庵生活的悲剧性，是他和夫人黄娥的长期离别。黄娥也是才女，能诗。

《永昌府志》曰：“杨用修久戍滇中，妇黄氏寄一律曰：‘雁飞曾不到衡湘，锦字何由寄永昌。三春花柳妾薄命，六诏风烟君断肠。曰归曰归愁岁暮，其雨其雨怨朝阳。相怜空有刀环约，何日金鸡下夜郎？’”这首诗我在升庵祠的壁上曾见过石刻的原迹。我很怀疑这只是黄夫人独自的思念，没有寄到升庵手里，“锦字何由寄永昌”，只是欲寄而不达，说得很清楚。一个女诗人，盼丈夫回来，盼了三十多年，想一想，能不令人泪下？

“何日金鸡下夜郎？”杨慎本来可以赦回四川了，但是，《康熙通志》曰：“杨慎归蜀，年已七十余，而滇士有谗之抚臣王昺者。昺，俗戾人也，使四指挥以银铛锁来滇。慎不得已，至滇，则昺以墨败；然慎不能归，病寓禅寺以殁。”

乍一看这一条材料，我颇觉新奇，“以银铛锁来滇”，用银练子把杨升庵锁回云南，那是很好看的。后来一想，这“银”字是个刻错了的字，原字当是“锒”。“锒铛”是铁练。杨升庵还是被用铁链锁回来的。王昺是个“俗戾人”，不会干出用银练锁人这样的韵事。这位王昺不过是地区和省一级之间的干部，竟能随便把一位诗人用铁练锁回来，令人发指！王昺因贪污而垮台（“以墨败”），然而杨慎却以七十余岁的高龄病死在寺庙里了。

杨慎到底犯了什么罪？“议大礼”。“议大礼”是怎么回事？我没有弄清楚。也不大容易弄清楚，因为《升庵集》大概不会收这篇文章。但是想起来不外是于当时的某种制度发表了一通议论，杨升庵犯的是言论自由罪。

一九八七年五月一日

锒铛

两个月前，我从云南回来，写了一篇《杨慎在保山》，引《康熙通志》：

杨慎归蜀，年已七十余，而滇士有谗之抚臣王昺者。昺，俗戾人也，使四指挥以银铛锁来滇。慎不得已，至滇，则昺以墨败；然慎不能归，病寓禅寺以殁。

乍一看，觉得很新鲜。用银链子把一个曾经中过状元的绝代才子锁回来，可能是一种特殊待遇。如果允许他穿了大红官衣，戴甩发，那“扮相”是很美的。后来一想，王昺是“俗戾人”，干不出这样的韵事。我于是断定：“银铛”的“银”，是个误刻的错字。“银”当作“锒”。那么，杨升庵还是被用铁链子锁回云南的。七十多岁的老人，铁索锒铛，一步一步，艰难地在崎岖的山路走着，惨！

近阅《升庵诗话》“锒铛”条云：

《后汉书》：“崔烈以锒铛锁”。锒铛，大锁也。今多讹作金银之银，至有“银锁三公脚，刀撞仆射头”之句（按，此不知何人诗）。其传讹习舛如此。

读后哑然。想不到升庵这一条小考证，后来竟应在自己的身上。他大概没有想到自己竟至被人“以锒铛锁来滇”；更没有想到志书上把“锒铛”误为“银铛”。造化如小儿，真能恶作剧！

我到保山，曾希望找到一点升庵的遗迹，但知道这种可能性不大。王昶《滇行日录》曰：

访杨升庵谪居故址，为今甲仗库。入视之，有楼三楹，坏不可憩矣。楼下有人书三春柳律句，庭前有桃数株。

王昶是乾隆时人，距升庵也不过二百五十年左右，其时已荒败如此，今天升庵遗迹荡然，是不足怪的。所堪庆幸的是，保山保存关于杨升庵的文字资料还不少，保山人对升庵是很有感情的。

遗址不能寻觅，是不是可以择一好风景的地方给升庵盖一个小小的纪念馆？再小一点，叫做纪念室也可以。保山尽多佳山水，难道不能容升庵一席之地么？

升庵著作甚多，据云有七十种。这些著作大都雕印过。是不是可以搜集到两个全份，一份存新都升庵祠，一份存保山？

对于王昺，我觉得也可以整出一份材料，并且也可以给他辟一个纪念馆。馆内陈列，一概依从王昺的观点，不置可否。一个人迫害知识分子，总有他的道理。

一九八七年七月十一日

杜甫草堂·三苏祠·升庵祠

几次到成都，总不免要去杜甫草堂。第一次是自己想去，以后都是陪别人。我对杜甫草堂有些失望。我希望能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