寓言家。更叫人惊讶的是，这几位吟游诗人从没见过耶稣。马太、马可、路加和约翰——无论他们是谁，他们都没见过耶稣。和罗马人与犹太人一样，他们也是在耶稣殉难多年后才开始书写。他们是蒙受感召的抄写员，记录和整理了那些数十年来的口头传说。于是，耶稣通过这些口口相传的古老故事来到我们中间。一个人以这种方式在历史上留下印记，是多么随意、多么冒险啊！

“更奇怪的是，似乎耶稣自己想要这样。犹太人极度热衷读写。犹太人的每根手指都是一支笔。上帝对我们其他人只是口述，犹太人却得到了刻有文字的石板。然而，比起文字，竟有一个举足轻重的犹太人更偏爱转瞬即逝的声音。他选择飘忽不定的口头传说，而非白纸黑字的事实。为什么采取这种方式？为什么不以伟大的战神救世主的形象出现，如同犹太人所期望的那样？为什么要讲述故事，而非书写历史？”

妻子领着他穿过一条又一条富丽堂皇的走廊。现在，欧塞比奥预感到，他们就快步入正厅了。那里有宏大的舞池、辉煌的吊灯和高大的窗户。

“我想，那是因为耶稣想再一次施惠于我们。一个故事就是一场婚礼，我们这些听众就是看着新娘一步步走近圣坛的新郎。在这场幻想的结合里，故事诞生了。和每一桩婚姻一样，这种结合让我们置身其中；而且，就像没有两桩完全相同的婚姻，我们对故事的理解和感受也因人而异。故事对我们的感召如同上帝对我们的感召，它直接触及人心，而且我们欣然向往。故事有益于人的心灵。耶稣行走在世间，他的平静让我们安心。只要他还透过故事触摸着我们，只要他的指印还留在我们惊愕的脑海里，我们就与他同在。所以，他出现时并没有骑着一匹奔驰的马，而是端坐在一个故事之上。

“想象一下，欧塞比奥。想象你应邀参加一场宴会，面前是一张奢华的餐桌，上面摆着美酒佳肴。你尽情吃喝，直到酒足饭饱。这时你会转向主人，询问刚吃下肚的那些牲口的事吗？你也许真的会问，也许还能得到一些牲口的信息，但这怎么能跟你刚享用的大餐相提并论？我们必须放弃这种对历史上耶稣其人的还原主义追索。他无法被找到，因为那不是他选择留下印记的地方，也不是他选择的方式。耶稣讲述故事，也活在故事里。我们的信仰是对他的故事的信仰，在对故事的信仰之外几乎别无他物。圣言即故事，故事即圣言。”

玛丽亚深吸一口气。她的脸上洋溢着微笑。“现在，故事仍与我们同在。于是我找到了答案。那就是阿加莎·克里斯蒂。”

她弯腰从脚边的袋子里掏出一摞又一摞书。都是欧塞比奥很熟悉的：《褐衣男子》《蓝色列车之谜》《七面钟之谜》《寓所谜案》《悬崖上的谋杀》《三幕悲剧》《古墓之谜》《尼罗河上的惨案》《神秘的奎因先生》《ABC谋杀案》《埃奇威尔爵士之死》《罗杰疑案》《斯泰尔斯庄园奇案》《死亡草》《死亡之犬》《斯塔福特疑案》《东方快车谋杀案》《沉默的证人》《悬崖山庄奇案》。这么多封面鲜亮的精装本，全堆在他的桌上，其中几本砰然落地。

“最初我是在重读《东方快车谋杀案》时忽然萌发这个想法的。我注意到列车从东方开来。故事围绕着十三名乘客展开，其中一个是恶棍，是犹大。我注意到这些乘客来自各行各业，拥有各种国籍。我注意到其中一个调查人员，赫尔克里·波洛的助手，康斯坦丁医生。耶稣的故事不也是个东方故事，并且因为另一位康斯坦丁(11)而被世人传颂吗？耶稣不也有十二位门徒，其中一个不就是犹大吗？巴勒斯坦不也是一列混杂着各国籍民众的东方快车吗？赫尔克里·波洛的外国人长相常遭人指指点点，每次却总要靠他解开谜题。救世的异邦人——这不也是看待耶稣的一个角度吗？这些发现引导我用新的眼光来审视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侦探小说。

“我注意到一系列事件。每个不经意的事件都暗藏玄机。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是对于有启示性的线索的叙述，因此语言直白简明，段落和章节短小庞杂，和福音书一样。只有关键点才会被讲到。侦探小说和福音书一样，也在去芜存菁。

“我注意到，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里几乎完全见不到孩子，因为谋杀案无疑只是成年人的娱乐；孩子在福音书里基本也没有出现，因为福音书同样只针对成年人。

“我注意到那些洞悉真相的人总是遭到怀疑和蔑视。那显然也是耶稣的遭遇。但是看看年迈的马普尔小姐，她总能洞悉真相，所有人却对此感到惊讶。赫尔克里·波洛也一样。那个怪模怪样的小个子男人怎么可能洞悉一切？但他确实洞悉一切。这是温和者的胜利——在阿加莎·克里斯蒂的小说里如此，在福音书里同样如此。

“最严重的罪行莫过于夺走一条生命，这一直是阿加莎·克里斯蒂故事的核心。这也是耶稣故事的核心。在这两类故事的叙述中，不计其数的角色被简要地介绍，都出于同一个目的：将所有嫌疑人罗列在读者面前，让他们观察谁屈从于恶魔的诱惑，谁却不为所动。坚忍与懦弱并立，在福音书和阿加莎·克里斯蒂的故事里都是如此。在这两类故事里，灵感出现的方式如出一辙：我们被告知事实，但事实本身善恶难辨；然后我们获得一种解读，这种解读为事实赋予意义。耶稣的寓言采用这种讲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