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我是病理部的主任欧塞比奥·洛佐拉大夫。”

“我需要和你谈谈，大夫先生——如果你有空的话。”

他探出身子看了看走廊，寻找妻子的身影。她不在。她刚才一定和这个女人擦肩而过。他默默叹了口气。又一个想找他谈话的女人。难道她也担心他的救赎？今夜还有多少《圣经》里的先知在等着他？他只想做一些工作，赶一赶进度。再说了，从什么时候开始病理学家也要接门诊，而且是在这样的深夜？他已经快饿死了。如果他要通宵工作，当初就该带点儿吃的来。

他打算劝这个女人回去。不管她哪里不舒服，她应该去看家庭医生，她应该去挂急诊。他伸手准备关门时，蓦然想起：耶稣下葬时没有男人帮忙。只有女人来到他的墓地，只有女人。

或许桌上的某份尸检报告和她有关？亲戚，或者爱人。对他来说，与死者家属见面是极不寻常的。他自认为在寻找悲伤的起因方面是个行家，但是对于悲伤本身，以及如何面对它，那既非他的医学专业，也非他的天赋所在。所以他才选择了病理学。病理学是一门局限于纯科学的医学，不必耗费精力和病人打交道。但是在练习如何追踪死亡之前，他首先学习的是生命本身。现在有个活生生的女人需要和他交谈。他提醒自己，这正是医学最初的使命，即减轻痛苦。

虽然已疲惫不堪，他仍然强打精神，用尽量温和的语气说：“请进，卡斯特罗太太。”

那位老妇提起手提箱，走进他的办公室。“非常感谢，大夫先生。”

“这儿，坐这儿吧。”他指着妻子刚坐过的椅子。办公室里还是一团糟，他的工作台上铺满了报告——地板角落里的那份报告又是怎么回事？不过现在只能将就了。他坐下来，隔着桌子面对他的新访客。医生与病人。唯一不合时宜的是桌上的红酒和地板上的阿加莎·克里斯蒂小说。

“我有什么能帮你的？”他问。

她犹豫片刻，然后下定决心。“我从葡萄牙高山区的图伊泽洛村来。”

啊，原来如此。人烟稀少的葡萄牙高山区偶尔会有人一路赶来布拉干萨，因为那片荒凉的高原上一间医院也没有。的确，那里连商业区都没有。

“是关于我的丈夫。”

“是吗？”他鼓励她说下去。

她没有回答。他等待着。他要等到她的爆发。她隐忍的悲伤会以追问的形式出现。他需要寻找委婉的词语来解释她丈夫的死因。

“我试着写下来，”最终她说，“但是那事写在纸上实在太下流了。不过说出来更糟糕。”

“没关系。”他用抚慰的语气回答，尽管他发现她的用词很奇怪。下流？“这种事非常自然，而且无可避免。它会发生在我们每个人身上。”

“是吗？在图伊泽洛可不是这样。这种事在我们那儿很少见。”

欧塞比奥皱起眉头。难道这个女人生活在一个长生不老的村庄，只有极少数人会收到死神无理的邀约？妻子常说他把太多时间花在了死人身上，有时反而忘记了如何和活人打交道。他没听错吧？她刚才确实问过他是不是处理尸体的大夫？

“卡斯特罗太太，死亡面前众生平等。我们都必须经历。”

“死亡？谁说死亡了？我是说性爱。”

这个令她恐惧的字眼终于蹦了出来。玛丽亚·卡斯特罗不再有顾忌，一吐为快：“爱以一种我最预想不到的方式进入我的生活。它伪装成一个男人的模样。我很惊讶，就像一朵花第一次看见一只蜜蜂朝它飞去。建议我嫁给拉斐尔的人是我母亲。她征求了我父亲的意见，他们一致认为这是一桩不错的婚事。这不完全是包办婚姻，但如果我不愿嫁给拉斐尔，我必须找到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我自己也想不出来。所以我只能认命，不过这有何难？我从小就认识他了。他是村里的一个男孩。他总在村子里，就像地里的一块石头。我肯定在还没学会走路的时候就见过他。他比我大几岁，大概在我还是婴儿的时候就见过我。他个儿瘦高，长相招人喜欢，比村里其他孩子更安静、更害羞。在母亲提议我和他相伴终生之前，我和他待在一起的时间大概还不到二十分钟。

“回忆往事，我记起我们确实有过一面之缘。大约一两年前，我出门办事，与他恰好遇上。他正在修一道门。他让我帮忙握住某件东西。我弯下腰，我的头离他的头很近。一阵风吹过来，把我的一缕头发刮到他的脸上。我感觉到那种温柔的拍打。我抬起头，绾起头发，看着最后几缕发丝拂过他的脸颊。他微笑着，看着我的眼睛。

“我还记得他吹奏的那支美妙的笛子，那支木头做的小玩意儿。我喜欢它的声音，就像春天的鸟鸣。

“然后父母提议我们结婚。我想，有何不可？我早晚得结婚。我不愿孤独终老。他无疑会对我有用，我也会尽我所能对他有用。我开始用一种新的眼光看待他。要嫁给他了，我很开心。

“他小时候父亲就去世了，所以我们去问他母亲。她没什么意见，他应该也是一样。每个人的想法都是：有何不可？于是我们抱着‘有何不可’的态度结了婚。一切转眼间就发生了。婚礼只是走个过场。神父尽职尽责地主持仪式。没有一分钱浪费在欢庆上。我们搬进了拉斐尔的叔叔瓦莱里奥送的一间棚屋，直到后来找到更好的房子。

“那是婚礼之后我们第一次独处。门还没关好，拉斐尔就转身对我说：‘把衣服脱了。’我斜眼看着他，说：‘不，你把衣服脱了。’‘好吧。’他回答。然后他飞快地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