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曾云希望有朝一日亲自晋见我皇陛下。”

　　“苟大人，你以为此贺兰国王是否可以以故夏人之地。来投我朝？”史弥远忽然问道。

　　他这一问话，让苟梦玉一时愣住了，而群臣们也很期待。

　　“臣不知。”苟梦玉道，“依臣浅见，那贺兰国王地位已是极尊，又不曾受排挤倾轧，故而难有归顺我大宋皇朝之心。”

　　“哦！”赵昀长长地嘘了一声，听上去是有些失望的样子。

　　“不过。臣观其一言一行，完全有我汉家之风，臣使西域时，此人曾送于臣两本书。”苟梦玉道。

　　“莫非就是那《西游记》与《三国演义》？”史弥远淡淡地说道，“那不过是坊间茶肆之中流传罢了，登不了大雅之堂。不过，由此知之，此人以身事虏。对我汉家之事又知之甚详，恐怕将是我朝地大患。”

　　“是啊，苟卿，那贺兰国王前些日子递来的国书，说要与我皇朝通商。你怎么看，或许这贺兰国王有些许别的企图。”赵昀问道。

　　“回官家，臣在上朝之前，已拜阅过此国书。然臣不过是忝居庙堂。不敢妄言国事，此事应有官家与众位宰执之臣明断。”苟梦玉将自己的责任撇清道。

　　葛洪出班奏道：“官家，臣以为对待外虏应该从长计议，这通商之事应置于我朝对蒙之策全局考虑，方才是明智之举。”

　　“葛卿有何高见？”赵昀问史弥远道。

　　“依老臣愚见，贺兰国王所提设立榷场之求，恐怕是他私己之意，我朝予他好处。蒙鞑可汗也并非会感念我朝仁爱之心，或许这是蒙鞑可汗默许。我皇朝不如不予理睬。”葛洪道，“蒙鞑狼子野心，若是我朝与其通商，效仿辽、金、夏之事，从中渔利，无异于助敌也。远者，宣和年间联金灭辽之事。官家不可不防啊。近者，山东李全忠义军之事。祸害连年，又我西北关外五州惨遭横祸，百姓死伤惨重，更不可遗忘也。三关为门户，五州为藩篱，今藩篱已失，五关虽在，若是通商一旦门户大开，则后患无穷也！”

　　“官家，开通榷场其实不过一小事也，只要严防铁器、铜钱不入敌手，则可矣。若是我朝不予理睬，则蒙鞑必以为我朝与之有战伐之心，则是雪上加霜，今金已不足以为屏，蒙鞑若灭金，则必以我朝曾拒绝通商为凭据，与我朝为敌。”参知政事薛极奏道，“此事当绥不当急也。”

　　薛极地意思是说这通商，不过是一件小事，不能激化矛盾，只要不壮大潜在的敌人就行，比如铁器与铜钱，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不得罪人，以免将来授人以柄。

　　“薛大人此言毫无远见之明，丁亥之变（指1227年蒙攻宋关外五州）刚过不过半年时日，难到薛大人却愿意与北虏暗通款项，此举无异于助蒙灭金也。臣不敢苟同此论。”葛洪反对道，“元佑二年（1087），翰林学士苏轼曾言与夏人和市事，‘执政大臣谋之不深，因中国厌兵，遂纳其使，每一使至，赐予、贸易，无虑和绢五万余匹。归鬻之其民，匹五六千，民大悦’。夏人未感我皇宋陛下之恩德，反而对夏贼之主感恩戴德，饱而思奋，轻犯边陲。此前车可鉴也！”

　　宋朝朝野不管是政敌还是同盟，均认为蒙古是国家的潜在敌人，争论的落脚点其实就是如何才是对大宋朝最有利地问题。比如嘉定年间，蒙古攻金，宋国朝臣是否按往例给金岁币的问题上就有过争执，一方认为应该趁机断绝与金国的不平等关系，甚至利用这节省的岁币来强军，另一方包括史弥远却认为金国虽是大宋地仇敌，但在蒙古兴起的情况下却是宋国的屏障，为防止“唇亡齿寒之辙可覆，宜姑与币，使得拒鞑”。于是，在金国被迫迁都的第二年，即嘉定八年（1215）三月，派丁焴、侯忠信赴金贺长春节，向金宣宗转达宋宁宗“请减岁币如大定例”地愿望。但被金宣宗“以本自称贺，不宜别有所祈请”为由加以回绝。于是南宋政府便托辞槽渠干涸，运输不便，断绝了岁币。最终金宋两国从淮东到陇右长数千里地国境线上，全面爆发了战争，这不仅让宋国很受伤甚至有委屈之感，也耗费掉了金国大量的精兵与国力，并且金国在军事上并未得到多少便宜，也阵亡数位抗蒙名将。

　　今天也一样，赵昀听了两方地话，不知如何是好，他地目光投向丞相史弥远。

　　“史卿家，卿以为如何呢？”赵昀探询道。

　　史弥远心说这关键时候还要看我老史的，他略思考了一番道：

　　“葛大人所言也是谋国之言，薛大人也是一番苦心。但依臣所观，诸位臣僚恐怕忘了，那贺兰国王在国书中不仅乞请用马换我大宋物产，还说榷场设在河陇。如此，一则我朝枢院可以获得西北良马，我朝缺马，百年前每匹价不过四五十缗，时至今日，马价已达三四百缗，故官军多为步军，一军骑乘不过一二十匹。然蒙鞑兵势大，不过是恃北方之马力就中国之技巧耳。二则，因贸易在彼境进行，我朝不虞有虏人奸细乘机入我关内刺探军情或作乱之忧也，反之，我边关则可遣人扮作商贾，窥视河西，以探敌情。然而，那贺兰国王所请，我朝却不必答应！”

　　“史卿家，这又是何故？”赵昀惊讶地问道，史弥远所言前后不一。

　　“回官家，昔年我朝应夏人所请曾开榷场，夏人大得其利，正如葛大人所言一般。然我朝曾令售铜、锡等以买夏人之马，而纤缟与急须之物皆禁，榷场也随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