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萌其心者。苏学长于经济，洛学长于性理，临川学长于名教，诚能通三而贯一，明性理以辨名教。充为经济，则孔氏之道满门矣，岂不休哉！”刘翼怀疑道。“难道国主欲以一家之学盖百家之学乎？”

　　“我早就说过，海纳百川有容乃大，将来我不会去禁止任何一家学说。但为政者，总会有所取舍，何为治国之道，全有赖于明远兄之著述。”赵诚道，“司马公著《资治通鉴》，试图以史为鉴。考历代之得失，借以今用。明远兄所述不仅要有自己地的筋骨，这副筋骨还要经得起考验才行，言前人所不能言，推陈出新。青出于蓝而胜于蓝为好。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五经为要，然文字由大篆到小篆，又从秦篆到汉隶。尤其是经秦火，古代经文亡逸颇多，后世之儒不得不穷首皓经，有一二字经文便有三五万言之注疏，以致有白首不能通一经之说，故步自封罢了。但宋人却不这么做，是从义理大义出发，讲究经世致用。我观朱熹之学说。却是道德性命之说太甚，虽有经世致用之主张，我却不太赞成，用来治国却是差了些。”

　　“治民、军事、天文、算术乃至百工，处处皆学问，国主要是让士大夫精通百业，岂不是太强人所难了些吧？”刘翼道。

　　“儒学为体，杂学为用。”赵诚道。“譬如练军。儒学可没告诉我如何练兵；又如冶铁，若无技巧高超之匠人。如何才得沙场杀人之利器？再如律法，儒家主张仁字当先，然而时世却是该严则严，该宽则宽，只因律条规定之不同，不能因时因人而异，时人都云秦法苛刻，然宋国不杀士大夫，却也是过宽了。还有商业及商人之地位，我一向却将其视为国家基业之一。若是儒者，重农而轻商，则吾不喜，重文而轻武，我又不喜。宋人治学，从释家中寻求真义一二，却又反佛。我心目中的儒学，却不是故步自封，虽坚持本心，却不排斥他家之学，譬如技艺末学。”

　　刘翼并非是死读书之人，一来是因为他年轻，不会如老夫子一般热衷于科举，也没那个机会，因而思维比较活跃；二来这些年来远离故土，四遭的环境变了，他的心境也自然发生变化，尤其是追随赵诚多年，见过太多让他有所触动的东西。所以他不会故步自封，对所谓地名教大防存在着自己看法。

　　文人一般都有自己的抱负，通常来说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尽管有许多人千里求学只为官，但不能否认总有一部分人以天下兴亡为己任地。命运会改变一些人的最终结局，有文弱书生不得不持刀横卧沙场，有羽扇纶巾的文士为了心中的理想，却不得不与奸臣权贵攻讦伐异。

　　时势造英雄也，英雄并非总是武士，文亦英雄。浑源刘翼因为赵诚注定改变了他自身的命运。倘若天下太平，他恐怕和大多数文人一样穷首皓经，赴科举，或中进士为官，或屡试不第。但是命运让他沦为蒙古人的奴隶，又因为看见太多地生死别离，与外面世界的迥况，他丢弃了以前自家书斋里地幻想。

　　他丢弃虚妄地理想主义，捡起了实用主义，一种需要儒学理论支撑的实用主义。《刘氏十三经集注》就是一个很好地开始，如宋国文人疑古一样，他缺少的只是一种更加切合实际的理论体系。而这个主张从一开始却是中原地沦丧与战争的杀戮给他带来的震憾，然后遇到了一个思想奇特让人既使不太信服，也无法辩驳的赵诚——因为他有一定的治世经验作为自己地证明。更深一层意义上讲，正如赵诚自己所说的，他是一个有权力者，既可以让文人的主张成为治国之纲，又可以去证明这种主张是否能达到国家昌盛的最终目地，只要他有机会付诸行动。正如宋国文人所希望的“内圣外王”政治理想一样。

　　赵诚是一个实用主义者，他有野心，但却缺少一种思想理论体系去支撑统治。他不能绝缘于这个时代，这种体系并不会脱离于儒家经典的论述，这是政治现实，只是更加讲究经世济用的。

　　三月的这个夜晚，在江南临安这座院子里，贺兰国王赵诚与刘翼两人秉烛夜谈。赵诚试图在朱熹的理论基础上加以完善，弱化人欲天理之辩，增加诸如“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的方法论，对于君子为学强调“学贵履践、经世济用”，并且“国家兴亡，匹夫有责”，对孔子经典言论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学而优则仕”、“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等进行重新解读，还原或者赋予其进步意义。

　　譬如“君子喻于义，小人喻于利”，人们对这句话的理解本身没有问题，但由此衍生出地理解就有问题了。许多人认为，孔子是不看重“利”的，由此推之，君子是不言利的。其实这不符合孔子的思想，孔子依然好利，他曾经说过：“不义而富且贵，于我如浮云。”他还说：“邦有道，贫且贱焉，耻也；邦无道，富且贵焉，耻也。”在孔子看来，君子应该追求“利”，但不能有“不义”之利；他甚至认为，当国家清明时，个人不能得利不能富贵，那是一件很丢人的事情。

　　如此，赵诚就可以找到提高商人地位，进而大力发展商业获利的理论依据。而商业的发展，却会促进手工业的发展，而手工业地发展就意味着技术进步有了可能，并带来社会形态地变化。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

　　哲学思想是基础，一种有着进步意义地哲学思想，虽不会必然带来社会的进步，但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