朕有止杀好生之心，授降人赵昀临安郡王爵位，授其子赵禥安乐公，谢氏封临安夫人，皆迁居洛阳，安享天年。其宗室皆偕同前往，给其宅田、钱帛，落籍为民，自食其力。其余百官、士人，选其德才兼备者，悉数为我大秦所用，钦此！”刘秉忠站在正中央，高声宣道。

　　“罪臣谢恩！”赵昀咬牙说出这四个字，然后当场昏厥。

　　至此，建国近三百年的大宋国寿终正寝。

　　……

　　史官叹曰：宋之初兴，一扫五代乱象，虽北有强虏窥视，然天下泰平，民赖以为活，此莫大功业也。太祖、太宗能不杀士大夫，礼贤下士，开科举，倡文字，兴农桑，为后人称道。然宋立国之初，未得北方燕云以为屏障，致先辽后女真占据中国，有宋一代，始终受制于北方，富而不强。

　　古有三不朽之说，其上立德，其次立功，再次立言。宋初士大夫者，欧阳修、范仲淹、司马光、王安石等，又有宋初三先生、二程，道德性命，至朱熹则集大成，令吾辈后人高山仰止。有宋一代，文章风流，考论声明文物之治，道德仁义之风，宋于汉、唐，盖无让焉。武将者，初曹彬不杀一人而取江南，为天下所称道，百年以降又有岳飞、孟珙、余玠、赵葵等赤胆忠心，中又有亦文亦武之辛稼轩，然终力有不逮也。一言以蔽之，重文而轻武，上位者猜忌武人，动辄得咎，矫枉过正，徒令英雄豪杰之辈无用武之地，可怜可叹。

　　先辈开创基业，孝友节俭，质任自然，不事矫饰，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故君子争相效命。然后世子孙不知进取，竞相矫饰符命，涂世耳目，以真宗为最。至神宗时，冗官、冗军、冗费成朝政三大顽迹，王安石公锐意进取，行新法，革故鼎新，虽有豪迈之志，然亦未能得偿所愿，反令朝争愈演愈烈。

　　徽宗时，蔡京谗主媚上，致痛失半壁江山。中有秦桧附会高宗，沆瀣一气，残害忠良，致中兴无望，豪杰之士惨死朝堂。后又有韩侘胄、史弥远奸相相继误国四十年，结党营私，丁大全、董宋臣、贾似道等奸党前赴后继，所用非人，而国势日衰。

　　盖南渡以来，朝中多小人少君子。宋室仅有孝宗一人勉强可以称之为“贤”，然天命不可违，内外交困，日甚一日，孝宗即位之初，锐志恢复，符离邂逅失利，重违高宗之命，不轻出师，又值金世宗之立，斯时金国平治，国力正盛，宋国无衅可乘，孝宗终无成就。

　　既联金灭辽，又联秦灭金，重蹈覆辙，非是国力不济使然，盖因内政不修之故。

　　切记、切记！

　　……

　　大秦皇帝赵诚在接受宋帝投降之后，命赵昀以亲笔信劝各地残余宋军投降，又委太子赵松及水师取交趾（越南北部）、占城（越南南部），然后就带着宋国宗室北返洛阳。

　　一路行去，大江南北满目疮痍，这是一个帝国崛起的代价。过了淮河，赵诚的心情才渐渐好了起来，自毫州起，秦国的百姓夹道欢迎，鼓乐齐鸣，将凯旋归来的将士们迎入洛阳。

　　年近五十的赵诚在洛阳奉天殿设宴，与他忠诚的将相们，酣畅淋漓地大醉了一场。

　　……

　　泰安二十五年，原宋国全境大致平定，天下一统，华夏混一。至此，东起辽北胡改里路，西至安西、疏勒，北至漠北大湖外千五百里，南至占城临海，东西两万里，南北亦两万里。普天之下，莫非王土。

　　泰安二十六年，改原大理国为云南行省，漠北为岭北行省，东北为辽阳行省，分天下为三十余行省。设尚书省，分六部，不设尚书令，以中书门下平章政事统领百官。行省之制终于被确定下来，演变成了地方最高一级行政区划，最高官员改称巡抚。又封八思巴为国师，改吐蕃为宣政院辖地，派遣官吏将校，将吐蕃真正纳入到帝国的版图。以汴梁为东京，以杭州为南京，中兴府为西京，升北平为北京，洛阳则称被为中京。

　　刘翼上《新学》，集古今孔孟之大成，又推陈出新，止于至善；浙江巡抚郝经上《经济学通论》，详解先代及本朝立国以来治世经济之道，为天下官吏必读之书；李冶上《算术演绎》、《测圆海镜》各十二卷，皇帝赵诚亲自作序。朝廷定为科举取士参考书目。国朝并不抑商，又重杂学、新学，其中以航海与工学最显。民风向上，诗书礼仪兴盛，民间尚武，热衷竞赛，盖文武相济也。文章礼仪亦不曾逊色于前朝，活字印刷通行全国，各地广兴官私藏书馆，教化百姓，民间又盛行北戏南戏，士人喜作散曲，而诗词亦青出于蓝而胜于蓝。

　　泰安二十八年，文天祥第三次被俘，押至洛阳。时南方士人仍有不服之人，屡有反叛，帝独对文天祥青眼有加，天祥至洛阳时，帝亲解其索，促膝长谈，天祥始归大秦，终以宰相之职致仕，其功直追镇国公王敬诚。

　　自王敬诚、耶律楚材、吴礼、高智耀，举朝人才贤良辈出，又先后有姚枢、刘敏、杨惟中、刘秉中、许衡、史天泽、郭侃、郝经等入阁拜相，或中书，或枢密，或御史，或台谏，或三司、六部尚书，均能做到知人善用，恪尽职守，选贤荐能，又能急流勇退。朝中尽君子，天下太平无事，共创开天辟地第一盛世强国。

　　刘秉忠为中书左丞时，荐同学郭守敬为司天监，面君方三日，又擢为工部尚书，主持疏通南北运河，自杭州直通北京，历时二十年方成，南北漕运、行商、运兵皆通行无阻也。其间郭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