贝壳放在耳边时听到的声音。刹那间，他想象自己已经离开了基布兹，开始了新生活，没有委员会、集体会议、公共舆论或者犹太命运的新生活。过了一会儿，他想到了妮娜·西罗塔，他问自己妮娜是否像多数基布兹人那样会在今晚投票反对他。而后他回答了自己的问题：妮娜和任何基布兹人都没有理由支持他的要求，如果其他年轻人有这种要求，他本人也可能会想他有什么特殊的，也会投反对票。现在他很清楚，真正的问题不是阿瑟的邀请，而是他是否有勇气离开基布兹，离开母亲和哥哥，穿着身上的衬衣就去闯世界。对于这个问题，他没找到答案。荆棘和干树叶扎到他的衣服里。他站在那里，拍打了一下扣子和衬衣，而后转身走去，尽管他更想坐在戴尔阿吉隆的废墟里，坐在废井边上，一动不动地坐在那里，什么也不想，等待。

世界语

马丁·温德伯格的邻居奥丝娜特傍晚前来看他。她手上端着一个托盘，里面放着一只用盘子盖着的盘子和一个用茶托盖着的杯子。马丁一个人住，常年抽烟，呼吸道出了问题。下午时分，他会坐在小小的门廊上看报纸，偶尔通过连着氧气箱的氧气罩吸氧，因为他的肺功能正在衰减。他有时夜里也戴上氧气罩。然而，只要有力气，他就会早晨六点起床，到修鞋店里工作三四个小时。他坚信我们必须忠诚于体力劳动的原则。“劳动，”他说，“在道义和精神上都很重要。”

“我从食堂给你带了一点吃的。把报纸放下，吃一点怎么样？”

“谢谢你。我不饿。”

“你得吃东西。就是鸡蛋饼和沙拉。”

“也许过一会儿再说。”

“过一会儿蛋饼就凉了，沙拉就不新鲜了。”

“我也已经凉了，不新鲜了。谢谢，奥丝娜特，你真的不必关心我了。”

“那谁关心你呢？”

自从布阿兹弃她而去，与阿丽埃拉·巴拉什同居，这几个月来，奥丝娜特一直独自住在隔壁。每天傍晚，她都用托盘给马丁端来晚餐，因为上坡去食堂对马丁来说太困难，让他喘不上气。他独自一人来自另一个基布兹，那里住的都是荷兰人。他离开他们是因为观点不同：他们允许大屠杀幸存者把德国人的部分赔款存到私人账户，而马丁也是大屠杀幸存者，他认为财产就是原罪，而德国人的赔款等于不义之财。

这是一个固执、武断的人。他身材瘦削，灰色卷发硬得像钢丝绒，两只乌黑的小眼睛富有穿透力，眉毛浓密，脸颊塌陷，肩背佝偻。他患有肺气肿，呼吸声沉重刺耳。尽管生着病，他有时也会抽上半支香烟，气喘吁吁的，却不肯戒烟。他年轻时在鹿特丹教世界语，但1949年来到以色列之后，就没有机会使用那种非凡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