拾的败亡态势。

嬴婴即位以后，仍然没有觉悟，孤立而没有辅佐，救败而没有方策。假若嬴婴有平庸的才能，能够得到中等人材的辅助，只要能够固守关中，依据险要的地势，就能够将诸侯各国阻止在秦国本土之外。由此秦国可以休养生息，重振国势，再创伟业。

我读历代有关秦亡的历史总结，就贴近历史具有真知灼见而言，没有超越贾谊《过秦论》者。贾谊出身于汉高帝六年（前二〇一），也就是刘邦击败项羽，再次统一天下的第二年，以时代而论，他是汉初的人，时间紧接秦末，历历往事，如在眼前。贾谊是洛阳才子，他的恩师是河南太守吴公。吴公是秦丞相李斯的学生，也是李斯的同乡，对于秦朝末年的佚闻掌故、风云人物，可谓了如指掌。贾谊年少受吴公赏识，多受吴公教诲栽培，他对亡秦的了解感受，都是直接的言传身教。贾谊受吴公推荐，出入于汉代宫廷，他受宠于汉文帝刘恒，参与诸多重大的政治决策。贾谊站在汉朝政府的立场上总结秦亡的经验教训，以史为鉴，为文景之治制作规划蓝图，他的《过秦论》，不是纸上谈兵，而是资治通鉴的实施。正是由于贾谊身处这种特殊的环境，决定了《过秦论》对于秦亡的历史总结，无与伦比地贴近历史，其真知灼见，历两千年而生鲜活力不减，经世致用如在眼前。

不过，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局限。过于远离历史，可能因为时代的久远而失真，过于贴近历史，也可能因为利害的纠葛而偏颇，特别是当我们处理一个具有连续性的历史文明的时候，有些真相和教训，需要岁月的荡涤，时间的冲刷，方才能够显现出来。

我整理秦末的这一段历史时，深感那是唯利无耻的英雄时代。在那个时代，人人唯利是图，个个急功近利，周围都是生死搏斗，到处遍布尔虞我诈，成者为王败者寇，建功立业的英雄豪杰们，何曾有暇于道德伦理。李斯入秦，先投靠吕不韦，吕不韦败亡，他紧跟秦王政。李斯向秦王政推荐同学韩非，又进谗言毒杀这位旧日同窗。沙丘之谋，李斯与赵高联手伪造遗诏，消灭政敌扶苏和蒙恬、蒙毅兄弟。当赵高与二世亲近而自己被疏远时，他又与老臣们联手欲诛赵高，结果反被赵高设圈套陷害。一切唯利是图，没有丝毫仁义道德。项羽与章邯在安阳结盟起誓，接受二十万秦军投降，三个月后，又在新安将投降的秦军活埋了干净。有何信义可言？只是为了眼前的打算。刘邦与赵高合谋杀秦二世共王关中，与秦军约降后再突然进攻。有何信义可言？都是阴谋诡计。

在那个时代，角逐于历史舞台上的政治人物们质朴势利，不受道德伦理的约束，他们以为人生的根本在于利益，利益的所在，就是行动的所在，利益与道德无缘，当利益与道德不合的时候，抛弃道德。而道德伦理的规范建设，迟迟要到汉王朝建立近百年之后。

道德伦理，影响国家命运。我整理秦末的历史写到阿房宫骊山陵的修建，写到北击匈奴筑长城，南修鸿沟征南越时，强烈地感到一味地追求进取发展导致了社会的不稳，是秦帝国毁灭的原因之一。当我写到赵高设圈套陷害李斯，发动政变逼迫二世自杀时，又强烈地感到秦国多年奉行功利主义，忽视道德伦理的规范和人文教育体系的建设，终于走极端到道德底线沦丧，上上下下人心离散，也是秦帝国毁灭的原因之一。

秦亡的历史教训，不可不谓深刻而现实。

行走在历史当中（代结语）

人生如行旅。行旅的人生，进出于历史当中。

我是爱旅游的人，手持地图，背负行囊，行走在大漠荒野中寻找故迹遗踪，是我少年时代以来的梦想。入史学之门以来，国内走得多了，东渡以后，国外也多走了。

也不知从何时起，我被视为华侨了。这种侨居外国的中国公民的法律定义，这种带有飘泊意味的世界公民的文化含义，似乎给我带来了一种游魂的宿命。我始终在永无止息地游走。

我去东南亚，追寻过华侨南下的路，捕捉到多种文化混成的异国情调。马来半岛南端的华人之国新加坡，井井有条，宛若跨国公司，却让我感到文化的飘摇。我横贯北美大陆，从温哥华岛一直到圣劳伦斯河畔，自然的辽阔和历史的短浅，让我有人迹冷清之感。我到希腊，追踪欧洲文明的源头；我到罗马，景仰世界帝国的壮丽。瑞士独特幽静，我去伯尔尼访问爱因斯坦的旧居；德国整洁美丽，我到海德堡寻觅歌德的行迹。欧罗巴久远的历史，深厚的文化，让我感到人类文明的亲近。

我到南半球，在布里斯本从容漫游，到悉尼访亲问友。当我在黄金海岸仰望蓝天，当我骑马穿行东澳的草原森林时，我有飘然若仙之感，这里是天涯海角，抑或是人间乐园？当我透过饭店的玻璃窗凝望雨中的街景时，我想起毛姆笔下的异国风情，眼前浮现出高更隐逸后的奇异色彩。那时候，点点滴滴美丽的偶遇遐想，最是哀婉甜酸；丝丝缕缕爬上心田的情绪，竟然是我那遥远的故乡，日渐远去的童年回忆，青春岁月，连带着故国山河的旧创和顽强的生命。人生若旅，我仿佛行走到半生的尽头？

澳洲归来后，家父敦促我去巴黎、伦敦，说那才是近现代欧洲文明的中心；友人劝诱我去纽约、芝加哥，说那才是当今文明的尖顶。然而，此时此地的我，心已另有所系。多年来的东西南北，岁月长久的飘来游去，我心中总是无根，我感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