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会救济工作者施舍食物，或是从餐馆外的剩饭桶里拣吃的。

在东北部流浪几个月后，胡鲁贝克来到了首都华盛顿，打算为自己过去的罪行当面向安德鲁·约翰逊或现任总统道歉。他来到白宫，敲警卫室的门。

“警卫先生，我必须跟你谈谈谋杀总统的事。很紧急！”

他被秘密警察抓起来，关进了监狱。

警察没像胡鲁贝克以为的那样对他严刑逼供。他们只是问了他一些问题，两个小时后就把他放了。他相信审问时警察一定往他身体里放进了无线电跟踪器，所以他跳进华盛顿纪念碑前的水池里，使跟踪器的电池短路。

最后他在首都待腻了，又向北流浪，寻找他的父亲。一个月后在费城迈克认为他找到了自己的家。他走进大门，看家里有人没有。有人，但不是他的父亲，而是一个警探的太太。

他又被抓起来，关进了监狱。

后来他又到了普林斯顿、纽约、哈特福德……。

这一年的一月，在离岭上镇五十英里的一个富裕小镇，他因为砸商店而被捕。他自称名叫迈克·布思。法庭认定他患有严重的精神病，把他送进了库普斯顿州立精神病院。

胡鲁贝克未经住院医生检查就被关进“重病房”。他身穿紧身衣，在一间又冷又黑的屋子里待了三个小时之后，进来了一个人。那人的个头竟比迈克还高大。

“你是谁？”迈克问道。“你是护理员吗？你是政府派来的吗？我去过华盛顿，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你他妈的是——”

“闭上你的臭嘴。”护理员先生一拳打得他贴到墙上，再一拳把他打倒在地。“不许叫，不许吵，不许顶嘴。闭上嘴，全身放松。”

迈克闭上了嘴，可他放松不了。库普斯顿是个让人紧张的地方。病人进来就别抱什么指望，只能听凭自己的病情往坏处发展。迈克多半时间是独自坐着，眼望窗外，不停地抖动双腿，反复哼着同一支歌。只有夜间带来安息的希望，在这所可怕的医院，惟有睡眠的时间使他得到安宁。

在库普斯顿，护士们把两个女病人关在同一间病房，留下一个抹了油的可乐瓶，然后躲到门外去观察。

在库普斯顿，迈克·胡鲁贝克的意识离现实更远，更确信他生活在美国内战时期。在重病室的一个月里，迈克只读了一本书，是关于灵魂转世的。他读了十几遍，终于明白自己就是谋刺林肯总统的约翰·布思。谋刺者的灵魂附在了他身上。约翰·布思是个三流演员，却是个一流杀手。

那年三月，大个子护理员先生把迈克推进了苏茜的病房，关上门，用摄像机从窗子里对准了室内。苏茜二十四岁，脸盘很俊，只是在额头正中有一道疤痕。她仔细打量迈克，看到他是个男人，便立刻撩起裙子，褪下短裤，趴跪在地上。

迈克知道护理员先生就在门外，还知道自己应当像苏茜一样褪下裤子趴在地上。他和她光着屁股等在那里，一名医生突然来了，护理员一溜烟逃走了。医生朝房里望了一眼，开门进去，问病人在干什么。

迈克·胡鲁贝克回答：“等护理员来。我和她都准备好啦。护理员像所有的医务人员一样，长着一个大家伙。”

“啊，我的上帝！”

调查的结果是，库普斯顿医院开除了五个护理员、两个护士、两个医生。迈克立即被转移到医院的普通病区。关于迈克·胡鲁贝克的报告上写着：“由于病情已经稳定，预计会好转。”其实胡鲁贝克的病情比入院时更为严重，医院当局这样做是为了防范无孔不入的新闻记者和州里派来的调查员。

丑闻过去一个月后胡鲁贝克仍住在普通病房。一个星期六的晚上，他的焦躁感忽然剧烈起来，觉得四周的墙壁朝他逼近，挤得他透不过气来。迈克怀疑秘密警察又在捣鬼，其实这和联邦政府并不相干，他发病是由于医生用药的错误——四天没有让他服用氟呱啶醇。

最后迈克·胡鲁贝克想起只有一个人能帮他的忙。他曾指责安妮医生是一个密探，曾经好几百次地咒她该死。迈克认为，他得到解脱的唯一办法是收回自己无情的咒骂，当面向安妮医生道歉。当晚他策划了一个周密的潜逃方案，包括用纵火来转移视线，使用乔装改扮等手法。然而这周密的方案并没有必要，因为星期天早晨他穿着牛仔裤和T恤衫，大摇大摆走出了医院大门，守卫不知道他是住在普通病区的一名重病患者。

迈克·胡鲁贝克不知道安妮医生在那里，但他知道翠覆山医院在本州南部，所以在那个春日的早晨他开始朝南方跑。他很快就在乡间小道中迷了路，变得越来越焦躁。他藏在路边的树丛中，等他认为的追踪者过去之后才出来。他鼓起勇气偷偷爬上一辆卡车的后车棚，卡车开行一小时后停在一家餐馆前，他赶紧跳下车，顺着乡间小路逃走。

中午时分迈克来到一个大停车场。他穿过停车场跑进一片树林，林子边上有一个大木牌，上面像是用大烙铁烙出了一行字：欢迎您来印第安舍身崖国家公园

迈克·胡鲁贝克边想着六个月前的往事，边驾驶着黑色的凯迪拉克车来到二三六号公路上一段山路的坡顶。他眼前是一条平坦的下坡路，直通向闪烁着雷电的远方，通向一片隐约的灯光——那里也许就是岭上镇。

“背叛，”迈克恨恨地说。他重复着这个字眼，忽然觉得焦躁难忍。“背叛的夏娃！”

他的脉搏突地升至一七五下，浑身冒汗，牙齿打颤，脑子变成一片空白。他忘记了岭上镇，忘记了莉丝·艾奇森，忘记了夏娃